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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社会，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风险的。
大体上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农业发展相对成功，有关经验值得借鉴，比欧美经验更重要。
欧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为他们碰上历史机遇，抢上了工业化的早班车，已把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当成他们的“农村”
，自己当好世界的“城里人”
就行了。
即算他们还有一点农业的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只有farmer（农场工），没有peasant（农民）；只有前者的现代身份，没有后者的前现代身份；不像我们这里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三农”
总是捆起来说的，现代前现代的双重挑战是需要一并应对的。
欧洲多是“雨热不同季”
，土地好，气候不好，即气候不大宜农，因此那里的森林和牧场还不错，却从未有过东亚这样深厚的农耕传统，直到很晚近的时候才摆脱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地位。
这样，他们的经验离我们太远，参考价值不大，更不可作为发展范本。
有人想让中国重复欧洲历史，比如也把农村人口比例降到5%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从未重复过他们的游牧经济、中世纪、殖民时代，为什么就一定要重复他们那种“都市化”
？
东亚当然也有内部的差异性。
比如，我曾注意到台湾的村庄大多人气旺，晚上万家灯火，寺庙香烛熏腾，“空心村”
的现象很少见。
后来才知道，台湾就那么大的地方，村里人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坐一个捷运或大巴，骑一辆摩托，也是可以回村和回家的。
再不济，周末才回村和回家，也大体上能照顾村务与家务。
这使他们宗族、村社、部落的格局都相对完整和稳固，一时半刻没法被掏空。
相比较而言，大陆幅员太辽阔了，广西的农民工去北京，贵州的农民工跑杭州，一去就是数千里，晚上怎么回村？“白天进城，晚上回村”
的生活模式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这一个地理幅员条件的制约，现在大陆的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文化、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等问题，都多出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困局。
有时要找个能干正派的年轻人当村主任，配强几个村民组的业余组长，还真不那么容易。
连划个龙船，跳个广场舞，都可能人力短缺。
那么，大陆与台湾这一差异，是否会带来什么影响，会怎样影响两岸各自教育、民俗、公益、经济、政治、城镇化进程？
凡此种种，恐怕都是有意思的课题。
“发现故乡和乡土书写”
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主题。
今天我就此谈了一点零散的体会，算是起个头。
谢谢大家。
*此文为2017年8月17日在湖南省汨罗市八景村“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
工作坊的演讲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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