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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
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导致了“神风敢死队”
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二战结束，才在“和平宪法”
下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这一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穷，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70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年日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
他们的政治立场可以不同，但共同的激烈和急迫，共同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都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日本的清苦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
职人就是工匠。
君子不器，重道轻术，这些中国儒生的饱暖之议在日本影响甚微。
基于生存的实用需求，日本的各业职人一直广受尊重，在江户时代已成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坚实基础。
行规严密，品牌稳定，师承有绪，职责分明，立德敬业，学深艺精，使各种手工业作坊逐渐形成规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贸易和技术，立刻顺理成章地蛹化为成批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一直延伸到日本60年代后的经济起飞。
直到今天，日本企业的终身制和家族氛围，日本企业的森严等级和人脉网络，还有日本座座高楼中员工们在下班后习惯性义务加班的灯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帮时代职人的遗迹。
日本不一定被人视为世界上的思想文化大国，但它完全具有成为技术强国的传统依托和习俗资源。
造出比法国埃菲尔铁塔更高的铁塔，造出比美国通用汽车更好的汽车，造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干线、机器人、高清电视等，对于职人的后代来说，大概都无足称奇。
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资本主义给日本换了血，不如说日本的人文土壤，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扎根，且发生了变异性的开花结果。
有趣的比较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缺少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
因此，中国历史上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历史上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
儒生+农民的革命，武士+职人的维新—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撇开外来的意识形态影响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
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人文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这样，种子在土地里而不能在石块上发芽，在不同土壤里也不可能得到同样的收成。
人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制度崇拜，包括有关姓“社”
还是姓“资”
的简单化纠缠，常常遮蔽了所谓制度后面更多隐形的历史因缘。
整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徘徊萧条中度过，让很多中国人也困惑不已。
想一想，是不是日本武士和职人的两大传统在百年之间已能量耗尽？或者说，是不是这些文化能量已经不再够用？
情况在变化。
科学正在被自己孕育出来的拜物教所畸变，民主正在被自己催养出来的个人主义所腐蚀，市场正在被自己呼唤出来的消费主义巨魔所动摇和残害。
情况还在继续变化，包括绿色食品的原始和电子网络的锐进并行不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如麻。
进入一个技术、文化、政治、社会都在深刻变化和重组的新世纪，日本是不是需要新的人文动力？比方说，是不是需要在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多一点从容和持守？是不是需要在职人的精密勤勉之外多一点想象和玄思？
还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追逐“先进”
文明的狂跑中冷静片刻，重新确定一下自己真正应该去而且可能去的目标？
五
加藤说，东京各路地铁每天早上万头攒动，很多车站不得不雇一些大汉把乘客往车门里硬塞，使每个车厢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透风，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对鼻子，几乎都被压成了人干。
但无论怎样挤，密密人海居然可以一声不响，静得连绣花针落地好像都能听见，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经济十字军。
这就是日本。
我说，中国各个城市每天早上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戏的，跳国标舞的，打太极拳的，下棋打牌的，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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