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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忙碌于繁杂政务废寝忘食，真心以为东亚共荣能在他的治下成为现实。
为了抵制无理的强征重赋以保护地方权益，他甚至常常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好几次面对武夫们气势汹汹的枪口。
他没料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在战争现实面前对日本疑虑渐多，但他无法摆脱历史大势给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随风飘**的落叶。
悲剧结局终于在这一天匆匆到来：苏联红军翻过大兴安岭，势如破竹横扫东北全境。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理所当然地被捕入狱，接着被枪决，踉踉跄跄栽倒在一片雪地里。
他是一个敌伪县长，似乎死得活该。
没有人会对这种判决说半个不字。
也没有人在战争非常时期苛求胜利者的审慎：那些俄国军人没有足够耐心来辨察官职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习惯啰唆的审判程序。
这是新政权的判决。
与旧政权一样，中国人此时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
一些以前流窜到西伯利亚的中国流民乃至盗匪穿上苏军军装，跟随苏联人的坦克回来了，被宣布为临时执政者。
但这种宣布是用俄语完成的。
很多年后，日本天皇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职的日本官员授勋，抚慰死者亲属。
加藤的外祖母拒绝了勋章。
她曾经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苦熬多年，回国后一直以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个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压，有太多的理由获得政府的奖赏和补偿，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勋章。
在中国的经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够越过大海，对“国家”
和“民族”
这类神圣大话下的一切热闹保持戒意。
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家四口从中国回到日本时，她们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国，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码头上命令乘客脱下衣服，劈头盖脸撒来一把把滴滴涕药粉，防止他们带回肮脏和病菌。
她护住三个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凛冽的寒风中突然觉得，她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但一片呛人的药粉扑来之际，故国反而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她热爱日本，但拒绝了天皇授勋，而且让女儿师从于鲁迅的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她希望女儿们继承父亲遗志，将来再返中国，续写父亲在黑土地中断了的故事。
三
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
但日本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
各党派和民间团体纷纷组团去中国访问，毛泽东的书和周恩来的画像在书店、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
“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
“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中国！”
“无产阶级**万岁！”
……很多日本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驻日美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
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的。
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社会各个领域意气风发，往日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
在日新月异的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让他们兴奋不已。
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介绍，引起了一片惊讶和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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