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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的前一句，指向北方的英国、德国、瑞士以及北欧地区；后一句则指向南方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大部分法国等地。
毫无疑问，在他的眼里，一条线画过去，前一个是“新教欧洲”
，其优势是“理性化”
“理性化”
“理性化”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多见“集中精神”
“律己耐劳”
“责任感”
“严格计算”
“讲究信用”
“精明强干”
“冷酷无情的节俭”
等人格特点，因此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源头。
至于后一个“天主教欧洲”
，怎么说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考虑到他的“天主教欧洲”
与拉丁语族和拉丁文化的覆盖区大面积重合（爱尔兰等地除外），这一地域大概也可称为“拉丁欧洲”
。
不妨暂且这样约定。
很多东方人习惯于把欧洲打包处理，不注意韦伯的这一划分，就像很多西方人分不清中国的儒家和道教，分不清京剧和越剧，分不清山东人和广东人的脸型。
这样的“西粉”
或“中国通”
都委实太多。
韦伯大概最恼火这种混淆。
事实上，从总体来说，新教欧洲一开始就压根儿瞧不起拉丁欧洲，甚至敌视这些无纪律、缺乏自觉性、只知寻欢作乐的懒汉，一些既不懂洛克（政治学）也不懂斯密（经济学）更不懂康德（哲学）的家伙。
看看那些夸夸其谈情绪不定的破落骑士吧，多血质，好冲动，异想天开，只会“信天游”
和“神逻辑”
，充其量只配泡在剧场或酒店里玩一把激进艺术。
那真是艺术吗？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和意大利的《十日谈》，早已透出了这种没落社会的气息。
美酒、狂欢、奢侈品、巴洛克风格等，不过是这种精神衰亡的回光返照。
在英、美输出的知识谱系里（见诸百度百科所列“字典上的解释”
），弗拉明戈不仅仅被定义为西班牙歌舞，还被贬为一种可疑的人生态度：“追求享乐，不事生产，**不羁”
，“生活在法律边缘”
—新教人士的嫌恶感已呼之欲出。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发现了新大陆，突然有了一大块缓冲空间，北方那些勤奋而冷峻的工业家，总有一天忍无可忍，肯定要把这些拉丁佬逐出欧洲—就像双方曾在共同的十字架下，横扫环地中海地区，联手把伊斯兰教成功地挤压出去。
历史没有出现那一幕，也许纯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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