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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种反应。
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
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
为“家”
的放大，以“忠”
为“孝”
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
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
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
，“情”
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
儒学前辈们“不语怪力乱神”
，又称“未知生焉知死”
，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
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
所延伸出的“事情”
。
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
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成为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教门连锁店。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
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仅止于实用，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
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
就大体而言，中国缺乏求“真”
优于求“善”
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
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
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理？—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古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
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
当中国古人重在“格物致知”
的时候，欧洲古人却重在“格理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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