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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出现了“人民”
路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使用了“人民性”
这一新词，阐明了有关的三大内涵，即表现“人小物”
，吸收民众和民族的语言，代表民众的利益。
后来，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文学旗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
的“普罗文艺”
，乃至影响大半个地球的“红色三十年代”
。
这一幕出现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底部和外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不难理解，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作为弱国和穷人的尖锐现实，构成了文学新的背景和动力。
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
与“臭汗”
，已有阶级理论呼之欲出。
托尔斯泰不赞成“西欧主义”
，贬斥莎士比亚不道德的“肉欲**”
，也与早期欧洲的人道主义拉开了距离，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列宁怀疑为过了头。
若比较一下后来东西方的经典书目即可发现，哪怕像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不要说高尔基和鲁迅了，都因社会性强，下层平民立场彰显，通常会在西方院校那里受到无视或差评。
这与它们在东方广受推崇，形成了意味深长的错位，从而比对出东西方不同的主流精英视角。
“人民学”
和“自我学”
，大概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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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是哪一种遗产，都没有高纯度，且一直充满争议，在传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误读。
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自我”
与“人民”
，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端，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拓展对“人”
的认知和审美，差不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生活催生一种文字，释放了不同的感受资源和文化积淀。
在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双方构成了“人学”
的一体两面：真正伟大的自我，无不富含人民的经验、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连感同身受的“大我”
关切；同样道理，真正伟大的人民，也必由一个个独立、自由、强健、活泼、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所组成。
可惜的是，庸才总是多于英才，历史实践总是泥沙俱下，任何一种遗产都可能被有些人学偏和做坏，包括出现教条化、极端化、投机化的自我挖坑。
当年鲁迅批判过“留声机器”
和“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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