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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成为社会公益的形象工程，三两点缀于履历表，那更属难能可贵。
这样，很多企业和事业机构常感到无人可用，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却对社会感到畏惧，不愿毕业离开安全的校园，也不愿结束“宅男”
“宅女”
的日子。
教育与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知识的信用度一路下滑。
“我喜欢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特朗普这一口白，迎合了相当一部分底层人对精英阶层的戒心和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选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环。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对全球2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和比对，发现政治家中，平均学历高的反而比学历低的治理成绩更糟。
[18]连麦肯锡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其老板的用人标准，也是一要hungry（饥饿），即绝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streetsmart（街头聪明）：即灰头土脸摸爬滚打一路拼上来的，切不可是高学历的书呆子。
[19]
这类迹象通常会被主流媒体闪过去。
不用说，实践主体意味着人民主体，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将严重冒犯某种隐形的政治机心与伦理禁脔。
不少媒体人对此心照不宣，不会去斗胆冒险。
下要接地，上要接天
2020年的美国让人看得步步惊心，一些中国文革的过来人大概还有几分眼熟。
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四旧），游行示威不断冲击政府和议会（炮打司令部），烧汽车、抢商店、枪击案的暴力呼啸说来就来（文攻武卫），种族压迫的老账与暗中通俄的现行一起查（深挖阶级敌人），家人之间因政治反目并公开举报（亲不亲，路线分），连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视为政治陷阱（宁要资本主义的病，不要社会主义的医）……愤怒者几乎把一部历史剧异地重演了一遍。
两相比较，一个中国女孩穿条花裙子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遗毒，与一位西方老妇戴口罩被指责为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背叛，实为异曲同工。
中国当年并无贫富分化，也没外来移民群体，不存在具体利益冲突，也闹得那么凶，似乎不好理解。
当这种失控出现在经济、教育高度发达的地方，出现于“山巅之国”
和“上帝选民”
，也是一种不好理解。
可见，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人类的理性启蒙成果都不宜过于高估。
意识形态教条化、极端化的失控，可随时击溃人的智商和温良，集体犯晕是一个持久的隐患。
其实，意识形态是利益博弈的思想工具，在其早期大多争之以理，多少要照顾到证据与常识；一旦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状态，才会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现为信仰狂热，思维僵硬，脱离实际，无视事实，求助假新闻，成为一种不由分说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马克思在原则上同样寸步不让，却也至少五次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见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5页、第2l卷54l页附录、第37卷432页、第37卷446页、第22卷81页。
这无非是他担心自家学说也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理解，失去生动活泼和包容开放的应有之义。
他的自信表现为一再鼓励他人向自己发动质疑。
事情看来是这样，人们只要深入实际，来到现场，面对具体问题，由于各方都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分享，达成共识是大概率事件。
要排涝就排涝，要修车就修车，要包产就包产，要反腐就反腐，谁会同自己的眼睛和钱过不去？除非白痴，很少人不通情理。
因此，常见的情况是，越是到工人、农民、商人、基层官员、科技人员那里去，就越少听到意识形态化的口水仗。
相反，一旦远离具体现场，一脑子事实换成一脑子理论，人们活得高雅和高深起来，闪耀着这种或那种“政治正确”
的神圣光环，事情才会陷入危险，连“花裙子”
和“口罩”
也能通过“上纲上线”
项刻间变得易燃易爆。
到那时，书本左派对抗书本右派，书本激进对抗书本保守，书本效率对抗书本公平……在书本知识的混战危机中，再好的道理都没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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