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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言语的价值定位很快到期作废。
朦胧诗永远是“感觉化”
的言说吗？当商业广告中皮鞋、时装以及胃服宁药片的推销文案如歌如诗也一片朦胧的时候，人们只有经济人格的算计而独独没有感觉。
朦胧诗永远是“个人化”
的言说吗？至少，不到几年工夫，它同样可以用于政治宣传中的领袖颂歌、圣地怀旧、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连最为体制性的言说也都能够朦胧得云遮雾罩，一个标点和韵脚都不给你留下。
到了这一步，朦胧诗不再是艰难的垦荒，而是流畅的滑行和飞翔，广为普及，蔚为时尚，终于被所有的价值系统接纳，而自己曾经有过的价值特质却在这一过程中悄悄流散。
在这里，言语活动同样再一次经历着与价值的遭遇和告别。
事情就是这样:做大了就可能做完。
任何一种言说大概都免不了一种在拥戴和热爱中衰亡的命运。
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但十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跟进者便成了庸才和蠢才。
鲁迅深刻，但不能保证一切仿鲁迅都能深刻。
沈从文优雅，但不能保证一切仿沈从文都能优雅。
恰恰相反，任何言说的词汇、句式、章法、意象、旨趣都在遗传和感染扩散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原创的标高，只留下缺血的仿冒。
这样看来，言语中的价值注人，常常是不可重复的初恋，是一次性事件。
言语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新生，不能再生，更不能成传家宝一代代往下传。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鲁迅、沈从文等一切有价值的汉语写作，与其说是肯定他们的言语，毋宁说是肯定他们对言语的创造；与其说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言语的价值光辉，毋宁说我们是在怀恋和追忆他们创造那种言语时所爆发出来的价值光辉——那只是一道闪电，虽然定格在书卷，却无法挽留。
只有糊涂虫才企图通过模仿来对那些言语的活力实现收藏和占有。
白话文与大众性的联姻很短暂，朦胧诗与感觉化的联盟也并不牢固，这一类现象证明，语言也好，言语也好，任何形式和载体可以与特定的人文价值有一时的相接，却没有什么牢固不变的定择关系。
语境变，则含义变，功能变。
这如同日常生活中，一句脏话，此时可以表示厌恶，彼时也可以表达亲昵；一句红卫兵的口号，昨天可以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恐怖，今天却成为怀旧时的亲切或者表演中的搞笑。
有那么多经历过“文革”
恐怖的中国人，眼下听到“文革”
语录歌时居然一往情深，心花怒放，这种最常见的语言经验，足以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极其脆弱，没有一成不变的连接。
这没有什么奇怪。
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格局以及生命实践的各种复杂条件，任何语言都只是一些奇怪的声波和墨迹，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什么神圣。
鲁迅的表述一旦离开了鲁迅的语境，就完全可以移作他用，比如成为政治运动中的语言暴力。
沈从文的表述一旦离开了沈从文的语境，也完全可以一无所用，比如成为三流文人在一篇篇酸文中无聊的引征或抄袭。
当然，与此相反的逆过程，比方说在语言中变废为宝和点石成金的过程，也同样存在。
李锐的小说《无风之树》差不多是一场语言的泥石流，其中夹杂着很多“文革”
时期的套话，BP那些言义相违或有言无义的语言僵尸。
但这些材料在李锐的语境里获得了一种反讽意义，呈现出新的价值，无异于僵尸复活。
在这里，创造并非生造，推陈出新常常也是翻陈为新（I·乔伊斯造出一些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可算是出于偶然的需要）。
语言遗产在模仿家那里的死亡，在创造家那里则可能是休眠，是燃煤生成之前的腐积，将其翻用于恰当的语境，就有热能的成功激发。
因此，语境是语言的价值前提。
语言生命（鲁迅、沈从文等）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成为僵尸；而语言僵尸（“文革”
套话等）也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焕发出生命。
创造家们既非复古派亦非追新族，其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对具体语境时敏瘢、判断、选择以及营构，从而使自己在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语境里获得最恰切有效的语言表现——价值就是在这个时候潜入词语。
中国禅宗强调“道隐无名”
、“言语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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