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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事务——用民主治理内部事务大多有效，反腐除贪、擢贤选能，伸张民意等是人们常见的好处。
但一个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顾客的钱包。
一个地区决议建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邻区的航运和灌溉。
一个个国家的民选议会还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和战争。
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就曾打上人侵者或宗主国的民主烙印。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得到民主声浪的催产：一旦议员们乃至公民们群情激奋，本国利益最大化顺理成章，一些绥靖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议案就得以顺利通过民主程序，让国际正义原则一再削弱，为战争机器发动引擎。
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故，与其归因于小人操纵民意，毋宁说是制度缺陷的常例。
民主者，民众做主也，意指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如果这一界定大体不错，那么以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等等为单元的民主，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从一开始就违背这个原则:外部民众是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却无缘参与决策，毫无发言权与表决权。
这算什么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是否有重大设计缺陷？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半聋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内善而外恶？
涉远事务——群体如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表现于追求现时利益最大化，对远期利益不一定顾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
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时利益近视，所谓远得不如现得，锅里有不如碗里有，只是时间长了才显现为令人遗憾的自伤疤痕。
美国一九九七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分遥远。
美国长期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明日的滔天洪水。
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
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美国了吗？——那时候的美国民意于此刻尚待初孕。
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那时候的美国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场。
于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另一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民本并不是准确对接。
正是为了抗议这一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组织者最喜欢找一些儿童来诵诗、唱歌、发表宣言、制定决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性的儿童参政不过是预报未来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轻远的功能偏失。
涉专事劣——民众常有利益判断盲区，就算是民意代表都高学历化了，要看懂几本财政预算书也并非易事，更遑论其他。
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远见卓识者在选票上并不占有优势，特别是在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话题上，如果不辅以知识教育与宣传的强力机制，那么民主决策就是听凭一群外行来打印象分，摸脑袋拍板，跟着感觉走。
由广场民众来决定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功罪，由苏维埃代表来决定沙皇和地主的生死，由议会来决定是否修一座水坝或是否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这样的决策并无多少理性可言，不过是独裁者瞎整的音量放大。
不久前，中国一次“超女”
选秀大赛引起轰动，被一些外国观察家誉为“中国民主的预演”
。
有意思的是，能花钱和愿花钱的投票者能否代表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文艺实行“海选”
式大民主，很可能降低社会审美标准，错乱甚至倒置文明的追求方向。
文艺如同学术、教育、金融、法律、水利或能源的技术，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也要适度民主，但民主的范围和方式应有所变通。
对业内很多重大事务（自娱性群众文艺活动一类除外）的机构集权似不可少——由专家委员会而不是由群众来评奖、评职称、评审项目，就是通常的做法；用对话协商而不是投票的方式来处理某些专业问题，也是必要的选项。
专家诚然应尊重群众意见，应接受民众监督机制，但如果放弃对民众必要的引导和教育，人民就可能异变为“庸众”
（鲁迅语），民意就不是时时值得信任。
否则孔子就会不敌超女，《红楼梦》就会被变形金刚覆盖，色情和迷信网站就可能呼风唤雨为害天下。
也许经历过不少痛苦经验，柏拉图一直主张“哲学家治国”
，在《理想国》一书中认定民主只会带来大众腐败，带来“彻底的价值虚无”
（nooneofa）。
《论语》中的孔子强调“上智下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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