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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就再拿出四百亿以缓减农民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口（另一统计说缺口更大）。
将来建立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担责任，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市场。
可以比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缺乏政府调控，既没有全球税，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
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债务，或者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
但富国并没有扶贫的法定责任，国际“慈善”
事业力度总是相当有限。
正是针对这一点。
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给予补偿。
这位首相一句话点中了穴位，但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大物们都装作没听见。
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谈穷国不开放市场就永无繁荣之日，谈富国对穷国的发展做出了多少无私奉献。
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了一部分，至少是对了一小部分。
若以全球为一个利益单元，全球化和市场化无疑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人类技术和经济的进步。
对抗这个潮流，以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常常是保护落后，保护低品质的国际“乡镇企业”
。
但这些话也有虚假。
因为全球远远还不是、甚至永远不会是人们唯一的利益单元。
各国的国界还在。
各国财政还没有“合灶吃饭”
和统一调度。
因此，在一个心系五洲体恤万国的全球政府建立起来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选择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资经营的全球化，没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
光是没有全球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全球性财税体制对分配的调控，这两条就暴露出全球市场的致命缺陷——它不是一国市场的简单放大。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需求不足等等，将很难得到缓解。
不久前，世贸组织“多哈”
会议上，穷国与富国在修改规则方面分歧严重，谁也不让谁，可见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爱心的别名。
人们对此不必过于天真。
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农民确实可能搭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车。
但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也可能因为村前一条公路开通，因为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身不由己的卷入，被这列快车甩得更远——失控的市场经济或缺德的官僚经济，都可能是这条公路前面的陷阱。
在这里，面对国内媒体对市场化众口一词的赞颂，把丑话说在前头，把风险和困难讲足一点，可能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更为理性地观察经济现象。
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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