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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
那“强”
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重要的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
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
，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
、“环保贡献率”
、“分配公正率”
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
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道德空谈。
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
、“科学性”
、“价值中立性”
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
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舌的后果肯定无“齐民”
之效，反有误国与祸民之虞。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紧迫而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
，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
但“修了路必然富”
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通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
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
在没有交通便利以前，一个中国乡下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具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
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进人广州或者上海家具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生产之下也一定价格更廉。
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向经济核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反过来更容易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淘汰出局。
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边缘地区找不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进一步流向核心地区。
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复制后者的产业结构并且与之竞争，只能拱手交出产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润，一步步沦为纯粹的原材料供应方。
不难想象，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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