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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事亲者不可不知医”
。
因为要孝悌亲人，就必须求医问药，甚至必须知医识药，医学发展的人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
春秋时代的中国就有了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
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诊籍》、《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等，更使中国医学的高峰迭起。
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
相比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
他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感慨:至十九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
。
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灌肠、禁食之类的折腾，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乱操持，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象。
据说大诗人拜伦就在灌肠管下给活活灌死，其情状想必惨不忍睹。
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
几乎是出于同样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这种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深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
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
可惜的是，这种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是被很多现代人盲视。
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精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肯定不包括《水母与蜗牛》等）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小。
不过，福祸相因，利弊相成，喝开水未必就没有恶果？
人的寿命很长，人口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下就不会好事变坏事？比方说，中国没有欧洲十五世纪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造成的人口大减，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浪潮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
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肠、禁食一类瞎折腾，但人口强劲繁殖又构成巨大人口压力，构成了巨大的粮食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
再往下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出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拒新、家族制度等等都变得顺理成章。
一旦粮食出现缺口，人命如草、官贪匪桿、禁欲主义、战祸连绵等等也就难以避免……这样想下来，足以让人心烦意乱和不寒而栗。
十七世纪末，一些传教士从空****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肉太少，委实可怜。
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欧洲人口减至六千万以下，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牛放马？另一位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马贱，官员们不坐马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靼小马”
。
他不知道，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清代初期的一亿再次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道主义也就难免空洞而遥远。
一旦陷入这种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主义，社会离灾荒和战乱这一类人口剪除大手术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深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种条件——包括喝开水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在人满为患的刚性条件之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
如果没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计划生育、独身主义等等），如果也没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肥、发明杂交水稻等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古，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痒和事倍功半，甚至左右倶失和宽严皆误，一如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
端起水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祭往事，一口白开水也就变得百味交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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