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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时行的名称和时行的领带，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
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马《安东尼》等作品中的当今人物，郁闷而多幻想，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气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
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岿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
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
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
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
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
在这里，丹纳几乎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
者，其见解不需要我们完全赞成，但他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分析不无见地。
中国作家们写过住房问题和冤案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注意到乡土。
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
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
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庙，北京除了一片宫墙，那些林立的高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点缺乏个14；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
于是，一些长于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
，便常常让笔触深人胡同、里弄、四合院，深人所谓“城市里的乡村”
。
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凝集历史和现实、是扩展文化纵深的手段之一。
更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属于不规范之列。
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统。
它们有时可被纳入规范，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那样。
反过来，所谓“礼失求诸野”
，有些规范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流入乡野，默默潜藏，如楚辞风采至今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
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承托着我们规范文化的地壳。
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上层文化绝处逢生，总是依靠对民间不规范文化进行吸收，来获得营养和能量，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
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
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对外来文化过敏。
相反，只有放开眼界，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各种异己的文化因素，才能最终认清和充实自己。
但有一点似应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获奖作品，即已人规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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