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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被虚无之时，就是真理最容易实利化之日。
现代的话语的游戏化和话语的权利化，分别引领着虚和实的两个方向，但这两条路线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联系，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
现代传媒输送着太多的学术符号，现代教育培育着几乎过剩的学术从业者，因此我们选择某个学术立场，可能是出于兴趣和良知，出于人生体验和社会使命的推动，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仅仅取决于知识生产的供求格局和市场行情，甚至取决于符号游戏中一次次“学术旅行”
或者“学术洗牌”
。
一个最烦传统的人可能误取古典文学学位，一个最愿意做流氓的人可能投机法学专业，一个性格最为自负专断的人却可能碰巧写下一篇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论文。
这样做是要顺应潮流，还是要钻营冷门，并不要紧。
要紧的是话语一旦出自我口，就很容易被言者誓死桿卫。
它们本身不再是游戏，而关涉到面子、聘书、职称、地位、知名度、社会关系、知识市场的份额、出国观光访问的机会、在政权或者商界的座席~^这些好东西已供不应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权利可以产生话语，那么现代社会中的话语也正在产生权利，产生着权利持有和权利扩张的火热要求。
同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将越来越少，而我的真理会越来越多。
真理不再能激起愚人才有的肃然起敬，正在进入同时实利化和虚无化的过程——任何知识都可以被轻易地消解，除非它打上了我的产权印记，据此可以从事利益的兑换。
即使到了这一步，即使我们都这样没出息，这样的狂欢仍无法宣告知识公共性的废弃。
毕竟还有很多人明白，知识的四分五裂和千差万别，不过是知识公共性进一步逼近精微之处的自然产物，包括公共性的困惑与茫然，恰恰是人们对真理终于有了更多共同理解的反证。
道理很简单，若无其同，焉得其异？一群互相看不见（缺乏共同视界）的人不可能确定他们容颜的差别，一群互相听不懂（缺乏共同语言）的人不可能明白他们的言说差别在哪里。
如果我们能把差别越来越折腾清楚，不正是由于我们正有效依托和利用共同的知识基础？一个知识者不是鲁滨逊，不可没有学理资源的滋养（来自他者的知识兼容），也少不了顽强的表达（通向他者的知识兼容）。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从来就是公共的，不是什么私藏秘器。
即便是唇枪舌剑昏天黑地的论战，如果不是预设了双方还有沟通的可能，如果不是预设了某种超越私我的公共性标准，谁还愿意对牛弹琴地白费气力？也许正是有感于这一点，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才不避重建乌托邦之嫌，不惧重蹈独断论覆辙之险，提出了“交往理性”
。
他是提倡对话的热心人，希望人们共约一套交往规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真诚宣称（siyclaim）”
，即任何话语都力求真诚表达内心。
他怀抱一种建设者的愿望，几乎回到了最古老最简单的良知说。
这种关于良知的元叙述，这种非技术主义的道德预设，肯定会受到一些虚无论者精确而深刻的学理攻伐，想必也得不到多少逻辑实证的支持。
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项共约，我们这一群因为私利而日渐绝缘——互相看不见也听不懂的人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吵吵嚷嚷的昏天大战里重返真理之途？在哈贝马斯这个并无多少高超之处的建议面前，在他即将遇到的各种似乎高超得多的解构和颠覆面前，我不能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智者有一天居然发现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即便前者速度是后者的五倍，兔子赶到乌龟原在位置的时候，乌龟肯定前行了距离S；兔子跑完S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5；兔子再跑完S5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25……以此类推，无论有多少次兔子赶至乌龟的此前位置，乌龟总是会再前行一点点。
在这一过程中，差距将变得无限小，但不论怎么小也不会变成无。
考虑到这个小数可以无限切分下去，那么兔子当然只能无限接近乌龟，却不可能赶上乌龟。
推理的结果怎么可以这样？
智者的推理应该说无懈可击，但也让人感到十分荒唐，因为兔子事实上一眨眼就超过了乌龟。
这只兔子只是给人们一个重要提醒:某些无懈可击的逻辑过程有时也会成为幻术和陷阱。
与智者的严密推论相反，将“无限小”
化约为“零”
，尽管在一般逻辑上说不通，但这样处置可以描述兔子的胜出结局，更具有知识的合法性。
而这种非理之理或理上之理，正是微积分的基石之一。
作为来自实践的苏醒和救赎，各种学理都没有绝对合法性，总是依靠非理之理和理上之理来与智慧重逢。
兔子的胜利，是生命实践的胜利。
因此，独断论也好，虚无论也好，一旦它们陷入自闭盲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种种自我繁殖的逻辑里跳出来，成为一只活生生的兔子，甚至是只一言不发的兔子。
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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