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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
在古代人那里，奏疏和塘报仅为宫廷所用，对下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道的功用。
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物，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体。
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
、“载道”
、“讽谏”
、“劝世”
，即强调它的直接教化作用。
《国语·周语》载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荀子·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下不治，请陈诗。”
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
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
；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
，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进小说中来。
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体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
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长官还靠下属“献诗”
来了解下情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中去寻找“太史公曰”
？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宣传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发挥一己之长。
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
转向“缘情”
；由“言传”
转向“意会”
；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情绪以感人；即由宣传教化转向陶冶感染。
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种“写中心、唱中心”
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歌德诗”
和“讽谏诗”
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
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后大量描写征夫、思妇、游子、寒士等题材的抒情感怀诗。
到今天，活跃诗坛的大量诗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赢得读者。
代表小说创作高峰的已不再是思想功利较强的史传小说和黑幕小说——这些日益被传记作品和新闻作品代替。
当代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复杂性格分析。
随手举手头王安忆的《流逝》为例，作者及笔下人物评议政治，评议人生，评议世间众相，仍然有不少“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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