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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上什么罪名？
作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
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人呓语。
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
，舞文弄墨者必干政事。
他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
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无异于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其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不应该被后人忽视。
且慢，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
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
中央髙层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
的口号，正是总结了“文革”
的教训，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
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着力于“纵情山水”
的兴趣，“独善其身”
的追求，还有对情致、气韵以及独特“妙语”
的艺术探索，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
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这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务。
作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似不必怀疑。
孟文浩**，庄文奇诡，荀文严谨，韩文峻峭……古人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
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废名等人的作品，即便遮去了署名，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
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现，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
今天写得“土”
，明天又写得“洋”
；今天来点京味体，明天又来点“傅雷体”
，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东一铘头西一棒子，这样的作者岂不是自乱阵脚，失去了自己稳定的思想见解和专深的艺术追求？——
等一等，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难道就不可确证？风格应该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根本不必要定于一，囿于一。
血管流血，水管流水，作者成熟了就自然会有风格，完全不必人为地去“注意”
。
更何况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作者成熟的标志哩。
苏东坡既有“大江东去”
的铿锵之声，也有“似花还似非花”
的清音柔唱，并不把自己禁锢在豪放派或婉约派的圈子。
辛弃疾唱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的沙场壮景，也写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的田园小照。
他们从来不忌题材、手法和情调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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