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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声茅月店，人迹板桥霜”
……汉语用语素块粒拼合出来的这些句子，依循人们心理中天籁的直觉逻辑而流泻，虽无谓语，却是不折不扣有所“谓”
的，有严格秩序的。
但它们常常使英文译者爱莫能助，难以组句。
还有时态问题。
中国人似乎有特异的时间观，并不总是把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区分得清清楚楚。
虽然也很现代化地用上了“着”
、“了”
、“过”
等时态助词，但这方面的功能还是弱。
文学叙述常常把过去时态、一般现在时态、现在进行时态模棱含混，读者时而深人其内亲临其境，时而超出其外远远度量，皆悉听尊便少有妨碍。
这个特点有时候在文学中有特殊功效，我在小说《归去来》开篇处用了“现在”
、“我走着”
等字眼，但又不时胃出叙说往事的口气。
英译者戴静女士在翻译时首先就提出:你这里得帮我确定一下，是用过去时态还是用现在时态。
结果，一刀切下来，英美人精密冷酷的时间框架，锁住了汉语读者自由的时间感，小说画面忽近忽远的效应，顿时消除。
自然，对时态注重有时又成了西方文学的利器。
克*西蒙写《弗兰德公路》，运用了很多长句，用大量的现在分词给以联结，以求变化时间感觉，使回忆中的画面仿佛发生在眼前。
这种机心和努力，中文译本很难充分地传达，读者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来，只能隔墙看花，听人说姿容了。
这样说下来，并不想证明中文就如何优越。
有些语言学家曾经指出过，英文文法法网恢恢，以法治言，极其严谨、繁复、绵密，也许体现着英美人逻辑实证的文化传统。
而中文似乎更适合直觉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也更简练直捷。
这些判断即使出于名重资深的大专家之口，恐怕也还是过于冒险了一些。
英文的词性变化特别方便，～ing可沟通动词和名词，使之互相转换；诸多动词带上～al或～ful等等，即成形容词；再加上～ly，又成了副词；加上～ment或～ness—类，则成名词。
词际组合能力因此而得到强化，常能造出些奇妙的句子，也是美不可译。
比较起来，中文的词性限制就僵硬一些，词性的活用因无词形的相应改变，也视之为不那么合法的“活用”
而已，屡屡被某些语法老师责怪。
近年来好些作家热心于一词多性，如“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
；“天蓝蓝地胶着背”
；“一片静静的绿”
（引自何立伟的《白色鸟》）。
这就是把形容词分别动词化，副词化以及名词化，类坷棊些英语词后面缀上～ing或～ly或～ness时所取的作用。
“（某老太太）很五十多岁地站在那里”
（引自徐晓鹤《竟是人间城廓》中写人倚老卖老的一句），更是把数量词也形容词化了（换一种文法来说则是副词化了），同样是突破词性限制，力求与英语的词法优势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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