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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人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
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
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
文过其人,文远其A,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
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
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诸如“后结构”
或“后现代”
。
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四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一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的个体手工性质。
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
美国的A·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
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巳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
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本身倒不像是复制,不像是机器人的拟音——他何须急匆匆地自愧为人?
五
安迪·沃霍尔处在一个机器无往不胜的年代。
工业不断造出新的文化设备,大学便是其中之一。
从表面上看,大学越来越像工厂。
教师不过是技工,教室不过是车间和流水线,毕业生则需要面向市场的广告和推销。
大学不再秉持旧时代那种“全人”
或“通才”
的神话,只是以工业为蓝本,实行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学生训练成适销对路的专业技术。
它越来越被人们视作一个有效的投资项目,被纳入利润的核算和规划,学会对市场拉拉扯扯表示亲近。
大学发育了强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学科就范,却不能像对待理科那样,给文科提供足够的实验手段。
于是,人文分离的可能性大大超乎从前。
一般来说,一个现代人是这样走进文科的: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还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读去一个人的半辈子。
他或者她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只是没法将其一一身体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来说梨子的滋味——这种原始而理想的认识模式,似乎带有过多的农业文明意味,在当今的资讯时代已显得迂阔。
他需要吞下的课程太多,课余时间只够勉强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观光旅游,要他亲历更多的实际人事无疑是苛求。
他们当然可以像毕加索或高更那样,去寻找非洲或少数民族,去文明的边缘发掘人的原真和丰富,问题是,这种觉悟和勇气,越来越被视为老派、累人、不讨好的愚行,实行起来也不无困难。
因此,除了特别的例外,大学意味着文化日渐远离原型,只有一大堆间接的、复制的、再生的、缺乏经验亲证的知识。
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忧虑文科大学要不要办,要怎么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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