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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合一结束以后，不幸有金权合一来暗中补位。
选民们放弃投票的无奈和冷漠流行病一般蔓延，是这一事态的自然结果。
人们就不能采取更积极一些的反抗么？比方说用立法来限制各种政治、资本、宗教势力对媒体的控制？比方说限制主流媒体的股权结构和收入结构，从而确保它们尽可能摆脱金钱支配，尽可能体现出公共性和公平性？……再不济，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为赞赏的“抽签制”
（某些基层社区已经用这种方式来产生维权民意代表）来替代选举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释和避开一点劣质民主之害？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殚精竭虑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对金融、贸易、生态、交通、玩具、化妆品、宠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师满街走，法规文本车载斗量，但不论是民主行家还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都经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
一般来说，找一个万能的道德解释，视结果顺心的民主为“真民主”
，视结果木顺心的民主为“假民主”
，成为很多人最懒惰也最便利的流行判断，差不多是一脑子粮榭的忽热忽冷。
权势者更不愿意展开相关的制度反思和政治辩论因为这只能使貌似合理的现存秩序破绽毕露，使权力合法性动摇，危及他们的控制。
他们更愿意在“民众神圣”
一类慰问甜点大派送之下，继续各种熟练的黑箱游戏。
民众并不是神，并无天生的大爱无私和全知全能。
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护，需要反误导、反遮蔽、反压制、反滥用的综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专制的效益优势: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会更安而不是更乱，经济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权更能得到保护而不是暴力横行性命难保……特别是在涉外、涉远、涉专等上述事故多发地带，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补不容轻忽。
从更高标准来看，一个企业光有董事会民主和股东会民主是远远不够的。
更合格的企业民主一定还包括员工民主（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顾客民主（价格听证与监管制度）、社区民主（环境听证与监管制度）等各个层面，包括这个丰富民主构架下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泪企业”
、“霸王企业”
、“毒魔企业”
在民主名义下合法化。
《公司法》等法规在这方面还过于粗陋。
一个民族国家光有内部民主也是有隐患的。
考虑到经贸、技术、信息、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现实，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顾到“他者”
，要包括睦邻和利他的制度设计——就像欧盟的试验一样，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国防、金融、财政权力从民族国家剥离，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民主机构，以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义的利益盲区，减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
至于欧盟与“X盟”
之间更高层级的民主共营构架，虽然面临着宗教、文化、经济等令人头痛的鸿沟，但只要当事各方有足够的诚意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进入想象。
可以预见，如果人类有出息的话，新的民主经验还将层出不穷。
一种以分类立制、多重主体、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创新型民主，一种参与面与受益面更广大的复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层还是全球的范围内都可以期待。
作为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民主面临着新的探索旅程。
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百年来在体制变革方面寻寻觅觅进退两难，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民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
中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当时的民心所向。
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
。
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的繁荣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肥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
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俱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
一个官吏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
、“药价恐怖主义”
、“污染恐怖主义”
一类让人应接不暇，也使体制内忙碌的消防队成为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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