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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
（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冷战政治双方都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
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他髙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
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
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
①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
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
一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一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熏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他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
红卫兵“联动”
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户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
一大批精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
终结之后。
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
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
、“和合”
的柔性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
，“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
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
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
正如同样是二十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
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人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
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
经历是‘‘下放”
——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
参加学习和劳动。
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
无疑具有惩罚功能。
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
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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