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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上述案例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却由一千多人来享受利润，包括享受利润带来的高福利——可能的权力腐败尚不考虑在内。
这种分配的依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虚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外来打工者统统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
中国人口众多，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公务员、教师、记者、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二十倍，但底层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几乎一直无增长。
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冻结性低廉，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低廉，就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参与利润分配的庞大打工群体，更多承担了繁荣之下的牺牲，并且在一种十分可疑时经济统计之下，其牺牲被合理化了，自然化了，隐形化了。
这种统计不仅掩盖了一个模范村的真相，同样也大大折扣了农民工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
高产值和高利润，无不包含这些群体的心血——只是他们通常被排除在有关统计的人口分母之外。
结果，这些地区的增长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力低价输出似乎没关系。
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
、“蒙昧”
的自食其果。
比方说谁都会知道深圳对贵州的“支援”
，但谁会知道在这种支援之前有贵州对深圳的输血？
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
即使是一些真实数据，受制于统计方法的预设，受制于导控者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就会成为有选择的数据，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数据。
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纳入有关企业或地区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
数据必发生巨大变化。
这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区的“政绩”
合理缩水，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对经济获得更可靠的知识，获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种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
可惜的是，很多理论家常常夸耀经济学的“客观性”
、“科学性”
、“价值中立性”
，却不知他们的私利和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的描述之中。
所谓评选世界五百强可算另一例。
这种大吹大擂的评选只是关注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就业贡献率”
、“环保贡献率”
、“分配公正率”
一类指标。
于是，世界企业“五百强”
不一定是“五百优”
或者“五百善”
——为了争“强”
，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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