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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是兄弟仨中的“老末”
（最小的一个）。
嘿，这何家三兄弟个个彪悍，曾一度驰骋黄浦江两岸的码头上下。
然而上海滩码头是三教九流最活跃的地方，也是黑道白道争夺最激烈之处。
我爷爷他们何氏三兄弟尽管有力气，最后不是伤病致死，就是勉强维持一份口粮而已。
等我爷爷开始有家有室有儿子后，他不再相信靠力气可以吃饭，所以力争让我父亲——他的大儿子“改辙归道”
，在老家学点文化。
二儿子——我叔叔遗传了父亲和祖父的基因较多，力气比我父亲大，所以最后还是走了“靠力气吃饭”
之道。
1932年，一场瘟疫，彻底打碎了我爷爷的“上海梦”
，甚至举家退出了上海滩码头，解甲归田回到原籍，从此我“何氏家族”
与上海“失联”
至今……
1932年上海的瘟疫与一场战争有关，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役。
当时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军与侵华日本海军在上海大战一场，双方伤亡同样惨重。
自古以来战争之后必有大疫，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
1932年4月26日，上海发生第一例霍乱，而后迅速在市区传染开，而且传染到了武汉。
这一次霍乱除了上海，武汉是第二个瘟疫暴发流行地。
上海自然更严重，到1933年的3月19日，上海因霍乱而死亡的病患达503例，感染上的人数达10686人。
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没那么严重，但不要忘了当时染上这瘟疫的患者，其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达7.4%呵！
我的爷爷为此彻底告别了上海，那一年我父亲刚刚出生。
爷爷本来对“靠力气吃饭”
的前途已经伤心透了，再加这场“吓死人”
的瘟疫，从此对上海产生了恐惧感——“还是我们家里好”
，他至死前一直对我这样说，就是晚年在病榻上知道我已经到北京解放军总部机关去了，他仍然念念不忘嘱咐他孙子一句：“大城市里没啥好的。
人多，容易出瘟……”
庚子年里有无大疫？谁也说不清。
但因为此次武汉疫情暴发于庚子年到来之际，所以“庚子有大疫”
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到底是否有“根据”
?现在资讯发达，天底下的事又多，所以任何一个好与坏的事情，都几乎可以从正反两个极端找出一百种、一千种的“例证”
。
但我关心的是与上海、与此次武汉疫情有关的“历史例证”
，这很重要，原因是，同样作为大城市，为什么上海与武汉同样出现疫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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