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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很多中学生，随口说出十本俄国小说或十本法国小说，都不是太难。
白池云：这样的情况韩国也一样。
像八十年代那样政治环境非常严格的时候，文学倒很丰饶。
我觉得，社会的苦恼和对文学的热情是偕行的。
韩少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潮流，挤压了人的精神空间，应该说是主要原因。
以前的出版社也要利润，但只求一个总体上盈利，并不一定每本书都得盈利。
可是现在不一样，普遍实行“单本核算制”
，每本书都得挣钱，而且这个挣钱与编辑的利益挂钩，这就使很多文化生产胎死腹中。
诗歌呵，学术呵，是最早的一些灾区。
这种制度不是把文化向上引，而是往下引。
在另一方面，电子网络的冲击也是一个技术性原因。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习惯于上网，因为这样既方便，成本也低。
很多人甚至习惯于“一心多用”
，一边听音乐，一边看股票，一边网上聊天。
很多人逐渐丧失了沉静和深思的能力，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当然变得格格不入。
白池云：可是，从外面看来，好像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渐渐变高了。
在此我说的世界主要是指欧美，但韩国、日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
韩少功：确实，三十多年来，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得到大量译介。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西方把中国看成一个准盟友，共同对付苏联，所以对中国非常热情。
当时中国与他们的贸易摩擦也少，经济上不构成威胁。
欧洲和美国仍在上升时期，技术转型升级，全社会自信心很强，所以有一些不错的批评家、出版人以及读者群，对非西方的文化非常关注。
不过，近年来这一情况好像正在变化，主要是经济摩擦与文化摩擦都在增加，让很多西方人不安。
他们可能现在更关注中国了，但心情与八十年代已经有异。
比如他们在八十年代对中国作家说，你们的写作一定要摆脱政治。
但他们现在对中国作家说，你们离政治太远了，你们应该更激烈地同当政者对抗。
这种变化为什么发生？
白池云：听到您讲的话，我感觉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是“去冷战”
时期，但在我们韩国的实感中，八十年代还是冷战的延续。
中国的“去冷战”
比韩国来的早。
韩少功：那时候西方的主要冷战目标是苏联，不是中国。
邓小平七十年代初到美国大受欢迎，美国《时代》杂志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当作英雄介绍给读者。
白池云：当时中国也有跟美国联盟对付苏联的想法吗？
韩少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曾经很紧张，发生过小规模战争。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过联美抗苏的考虑。
白池云：这么看，反而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反西方的情绪增加了。
一九九六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
韩少功：冷战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亲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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