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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读者还对它不够了解和注意。
意大利作家和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还很少提及。
相反，很多中国作家读过并提到了莫拉维亚（Moravia）和卡尔维诺（o）。
我认为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常常不够完整和全面，可还太倾向于表达自己的判断。
我知道您参加了一些在欧洲或在欧洲以外国家有关中国文学的大会，并与一些欧洲、美国的读者和汉学家进行过接触。
我想问你，你是否觉得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还是那么神秘、无法了解？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已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有些事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还是很难理解。
您认为西方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足够的认识吗？
韩少功：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靠短期旅行与访问远远不够。
而且人们认识异质文化时，包括在进行翻译、出版、评论的时候，容易选择那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懂”
的东西，容易解说的东西，这就可能形成一种有选择性的半盲。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泡沫，一种是美化，一种是妖化。
前者多见于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者多见于九十年代以后。
知识精英并不是上帝，甚至不是圣人。
现实利益关系总是扰乱正常的认识过程，产生各种美化对方（比如西方需要拉中国一起对付苏联的时候）或妖化对方（比如中欧之间贸易摩擦和文化碰撞增加的时候）的社会心理需求，使认识发生偏移。
这对中国认识西方和西方认识中国，都是同样的难题。
依据中国的资讯也不一定可靠，因为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解释也常常是混乱与扭曲的。
一些垃圾作品可能被多数中国人热捧，一些假情报会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欢迎和奖赏——正如几个伊拉克人的假情报不就曾被美国当作发动战争的根据？
中国不会比意大利更神秘，肯定不是一维空间或六维空间的什么怪物。
孔子说过“性相近而习相远”
。
这是指人们在自然本性方面没有太多的不同，但在文化形态方面千差万别，不可能完全对等和重叠。
中国正处于剧烈的文化交汇和文化转型时期，其特点是多种逻辑和多套符号同时在起作用。
这好比西方是一个棋盘，棋盘上只走象棋，比较容易让人看明白。
但中国这一个棋盘上既走象棋乂走围棋，可能还混杂了其他棋子，需要我们多一点小心和耐心。
同名不同姓
罗莎：您觉得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应翻译哪些作品？当代作家还是现代作家的作品？古典文学还是別的？还是我们西方人在与之不同的民族面前的态度应该改变？
韩少功：我觉得主要问题不在于古或者今，重要的是翻译家要好，这样他们才能选择和传达最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比较陌生和另类，是因为西方各国之间具有文化同质性，西方与世界多数地区也有过文化融合，在历史上有过语言（比如澳洲和南亚）、宗教（比如非洲）、人种（比如拉丁美洲）等方面大规模的流动。
即使在东方，印度、菲律宾等广泛使用英文，东南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自西方，日本的一半文字（片假名）是西文……只有中国一直较多延续着自己的文化特性，包括躲过了西方的殖民化不难理解，因为这一无法更改的历史过程，中国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较多认识难度，中文本身就是难度之一。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已经好多了，十年或二十年后可能会更好些——那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优秀的翻泽家。
罗莎：评论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品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或读到汉学家这样的评论“某某作家是中同的卡夫卡”
或者“中国的福克纳”
。
中国作家对这样的评论感到高兴吗？你觉得这是利用西方读者已有知识背崇来让西方读者接近中文学的方法，还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
韩少功：类比方法有时候可用，可用来引导和启发人的想象，但类比乂不必被人们过于当真，比如人们不要以为母亲真是一块土地，或者女人真是一朵花只有思想懒汉才会太依赖类比，把孔子类比柏拉图，把中同革命类比法国革命，是把世界简化成几个标签，随意地贴来贴去。
“中国的卡夫卡”
或者“中_的福克纳”
有没苻呢？这种文学仿制现象肯定有。
是第一，仿制不是什么好事，只是学习的初级阶段，不值得作家和批评家们过于兴高采烈〕第二，任何仿制都不是照相和克隆，都有重要的变形和变性，比如你在很多「，家的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卡夫卡”
的影子，但它们“同名不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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