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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由一些大学的东亚系在做。
比较而言,法国不但与我,与很多中国作家都有缘,比如他们翻译中国文学是比较多的。
欧洲人从他们的现实利益和历史经验出发,也比较信奉“文化多样性”
,把它当作欧盟的基本价值信条。
其实这种政策也可翻译成一种政治态度,即对美国单边主义政治隐含着牵制。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更重视第三世界的文化,比较顺理成章。
王樽:在您看来,中法两国在文化习俗上有些什么相似点?
韩少功:中国人好吃,法国人也好吃。
他们自己开玩笑,说法国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在吃的人,一^种是在谈吃的人。
还有一'条,很多中国人喜欢扎堆聊天,很多法国人也喜欢侃大山、耍贫嘴,泡茶馆,一到下班时间,把大街小巷的酒吧都填得满满的。
他们大多不喜欢美国人、日本人的那种紧张生活,甚至将他们讥讽为经济动物。
其实,法国人与中国人的差异也很多。
比如大多数法国人崇尚传统,而大多数中国人蔑视传统。
他们是厚古薄今派,一看到老街道、老房子、老家具、老钟表就发烧,就呵呵呵地激动,这与很多中国人一个劲地追捧新潮,刚好拧着。
小儿科的政治思维
王樽:从您的文章里可以看出,您对时事政治和国际社会都很关注,它们常常成为您治学议论的切入点。
韩少功:时政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刻意地不去关心呢?我对一些青年说过,就算你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你也得关注社会。
你要争取你的个人利益,你能不关注生态恶化吗?能不关注经济动**和就业形势吗?再往小里一点说,你能不关注你的情人、孩子、父母兄弟、同事朋友吗?他们都生气的时候,你高兴得起来?他们都没饭吃的时候,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就吃得下去?所以一个个人主义者,至少也得关心己的家庭,关心自己的单位和社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全社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王樽:现在的一些时政问题,也像一些文坛论争,闹出公式化和简单化了。
韩少功:中国人其实最喜欢议政,一个北京的出租连司机也像是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国务院的编外副总理。
乡下三个农民坐到一起,一杯酒下肚,可能就要开一个毛泽东或者邓小平的研讨会。
但中国人的议政常常是道德化的,喜欢派发“好人”
或“坏人”
的帽子。
这与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无关系。
因为以前的很多帝王戏,还有当今很多官场小说和官场电视剧,也多是道德化叙事,是一些好人斗坏人的故事,深深影响了老百姓的思维习惯。
应该说,这是一种小儿科政治思维。
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有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丰富的知识成果,并且有面向大众的知识普及,就像韦伯一类学者在德国做的工作。
德闰经过两次战败,知识界有深刻反思,有认真的知识建设,决不会满足于“清官”
与“贪官”
、“好皇帝”
与“坏皇帝”
这样的判断。
哈贝马斯等当代学术人物其实很有政治视野,建立他们的学术体系,与欧盟的长远战略有关系,据说还曾得到德国很多政治人物的奋心推动。
汪晖告诉我,哈马斯同他们的外交部民过从甚密他支持:约打南斯拉夫,反对美国打伊拉克,都科国家利益白')考虑在内,毫尤书气:
有次我参加一个代表团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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