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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重践履（尽管更侧重于道德方面）而轻思辨的倾向。
自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更是将理论庸俗化，急功近利，片面强调可操作性，直至最终完全丧失了理论深度。
你曾有“文化空白”
一说，而我尤为深切地感受到了“理论的空白”
。
现在的理论家“失语”
，不光只是由于浮躁，同时也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病症。
韩少功：我理解你说的实用化以及相关联的庸俗化。
我在《佛魔一念间》里已对此进行过批评。
我同意你的说法，一般来说，中国汉区因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也缺乏成熟的形而上学术传统，所以有讲求实利和实惠的风气。
中国古人有“四大发明”
但缺乏成熟精深的数理逻辑体系，就是例证之一。
但我的批评所指，不是那些真正可敬的“书虫子”
，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康德那种人，而是那种虚浮的学风，那些人云亦云照搬教条的“书袋子”
。
这些人刚好是特别实用化和庸俗化的，不过他们嘴里能操一些大术语，能卖一些新名词。
在这个意义上，空谈主义总是构成实用主义的另一'面。
有的人既能谈胡塞尔，又能谈海德格尔，但一谈到“文革”
或者市场化，就只剩下政策语言和传媒口径；一谈到个人私事，就只有长舌妇和下三烂的腔调。
他的胡塞尔呢？他的海德格尔呢？到哪里去了？与他的生活怎么从不发生关系？这就是我说的空谈主义，就是学问与生活“两张皮”
的现象。
理论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是“问题”
的产物，因此理论家都应该面对“问题”
，即面对社会和人生的问题，面对本土和本人的问题，否则再漂亮的学问也只是热热闹闹的文化时装表演，只能拿来夸夸其谈，或者拿来混一个文凭或职称。
也许，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我丨门应该面对、深究、解决的“问题”
之一，是中国人文化创新的重大障碍。
我强调“实践品格”
，就是希望理论家们从这一类问题出发，多一点“问题意识”
，注意从实践体会中获取理论活力。
而且解决这些问题不光靠写文章，不光需要发高论，更重要的是落实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智慧农民可能比一个哲学教授更懂得哲学，一个善良老太可能比一个佛学高徒更懂得菩萨。
关于全球文化一体化
萧元：我们现在已经进人了一个言必称“文化”
的时代，也许不久连吃饭也不要叫做吃饭，而要叫做“吃文化”
了。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倾向似乎也正在增强，完全相同的时装、娱乐和音乐甚至包括饮食（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的世界市场，已初步形成。
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说是在今后的五十年里，由于信息的环球性传播，必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单一性，很多文化和哲学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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