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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这些事实的比较改变了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开始把现代化的想象落实到中国本土上来。
比起西方的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遗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的双重挤压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开始成熟了。
韩少功：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点出人意料，九十年代很多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有点出人意料。
中国这辆车，好像是跑在一条基础不牢、设备不全的高速公路上，需要有特别高超的驾驶技术，即成功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折腾，我们有了你说的双重的遗产，也面临着克服左、右两种教条主义的任务。
可惜的是，我们的教条主义积重难返。
有时候明明路面上冒出了险情，方向盘、变速器、制动闸吱吱嘎嘎就是不到位。
王尧：看来，用文学的方式来考察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大局限。
这几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都很畅销。
韩少功：文学也能做很多事，有些作家就一直在做，而且做得不错。
如果说有些作家失去了八十年代的那种**和敏感，表现出某种庸俗和保守的倾向，主要原因可能是生活过于安逸。
中国文学市场这么大，作家们版税拿得多，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住上几室几厅了，家里豪华装修了，在这个那个笔会上吃香喝辣，走到哪里都被文学青年们围着签名和合影。
在这样一种安逸的生活环境里，与社会底层的联系可能会日渐疏远。
韩愈说文学是“不平则鸣”
。
有些作家被生活宠得一塌糊涂，好像没有什么可“鸣”
。
男的搓麻将，女的护肤和购物，就算打起精神读几本书，也缺乏内在**的驱动。
至于深入群众和关切社会，好像太老派了吧？谁还愿意去做那种傻事？
王尧：《天涯》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特别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文学期刊中，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杂志，当然已经不是一个纯文学杂志，广义上是一份思想文化杂志。
我感到这个杂志可能会取代《读书》的位置。
韩少功：做了一些事情，但没有那么重要。
王尧：应该说，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些重大的思想活动，一些重要命题的提出，都与《天涯》有关系。
韩少功：编辑人员推出一些稿件当然是很用心的，做得也很辛苦，第一任主编蒋子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是有所牺牲的。
但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天涯》既是知识界再启蒙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王尧：好的刊物都是兼容性的刊物，同人刊物也不排斥异己，譬如当年的《语丝》。
你刚才也提到，《天涯》和左翼右翼的朋友都有交往有沟通。
韩少功：我同编辑部的人讨论，办刊物可能得有两个这样的尺度：第一是百花齐放，自由竞争；第二择优把关，设定底线，每一篇稿件至少要得六十分。
不能谩骂侮辱，不能空洞无物，不能信口开河硬伤迭出，要言之有物和言之成理，这就是所谓六十分的底线。
底线以下，没有宽容可讲，没有多元化可讲。
编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写了一篇很臭的文章，然后说我是一家之言，我也有争鸣的权利，这种话是不能信的。
多元化如果变成了垃圾化，多元化的日子就可能到头了，就人见人厌了。
多元化不应该成为一种神话。
韩少功：有一次，理论家刘小枫从香港来海南讲学，主题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他说西方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的，因此应该用自由主义克服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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