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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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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1月
地点：海口市泰德酒店“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
这两天听了很多人的发言，心里很感激。
活了这么多年，我到这年纪已经有点毛深皮厚，自以为听好话不会晕头，听坏话也不会上火。
有些意见我得再想想，慢慢消化，汲取大家的智慧。
有些朋友以为韩老师狡猾，干什么事都深谋远虑。
其实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多面手，又写作、又翻译、又编辑什么的，其实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小说不是天天写得出来的，不是天天有写的，写不出的时候总得干点别的事情吧？又有人说，老韩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像一个战士，现在的写作中怎么多了不少暧昧、模糊、徘徊？怎么不再碰触敏感的热点问题？这话说得不假，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是事实。
但这与深谋远虑无关，却是我心存困惑甚至纠结的自然结果。
在八十年代，我还是个年轻人，总觉得事情很简单，要改革，要民主，要市场，要现代化……对不对呢？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对。
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得更深远一点，也许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的战斗也好，批评也好，在眼下遇到了很多障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深水区。
敌人的面目和方位已不太清楚，甚至自己可能就是敌人。
这里需要说到两点：
第一个问题，通俗地说：心坏了。
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深重的道德危机，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真空状态。
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可以扪心自问：我愿意做一个好人吗？准备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准备好到当年的白求恩那样？或者说我愿做一个坏人吗？准备坏到什么程度？当犹大，当希特勒，是不是心一横也可以当了，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是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做，还是不做。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暧昧的、躲闪的，或者不敢逼问自己。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时代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好人，那么捣乱、造反、革命，会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改朝换代？会不会只是赌场上的赢家换人，这个赌场的游戏规则却被我们继续延续下去，被大家永远所认同？如果反抗者只是为了成为新的统治者，那么这种战斗的意义是不是在变味？
第二个问题，通俗地说，是说脑子坏了。
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以为眼下存在着一种知识危机，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
孔见刚才评价我的两本书，他的说法很对我心。
他说《马桥词典》是力图对公共语言进行一种清理，《暗示》更进一步，力图对语言本身进行一种清理。
我一直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语言所推动、所构造、所表达的知识是不是可靠？会不会正在把我们引向一种歧途？韩毓海关于货币和语言的比喻，我很赞成。
语言与事实的分离，确实就像货币与价值的分离，是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我说过的语言的“空心化”
危机。
于是出现了书本的左派对抗书本的右派，泡沫化的激进对抗泡沫化的保守，对抗得很热闹，但可能都与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去甚远，完全脱离实际。
真理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
事实恰恰是，工人们和农民们从来不极端，各种极端主义的荒唐从来都是一些读书人折腾出来的。
我在《暗示》里，曾经特别不暧昧的、不模糊地、不徘徊地猛烈批判了当今的教育制度和知识、文化、学术体制，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这种批判得不到多少喝彩，是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担心一种院校派的、高学历的、精英化的知识生产，正在把我们的战斗引向一种代价高昂的胡闹，幻象化的自欺欺人。
这就牵涉到“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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