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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什么不好。
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作家。
意大利餐与中国餐的口味就不一样，以后也不必强求统一。
罗莎：你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如阿城、莫言、苏童和余华的作品都在国内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些都证明你一九八五年的断言是正确的。
应以批判的方式再认识被遗忘的和毛泽东时代被破坏的文化，应该归中国文化的根，重新找到一个新的生命活力。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九十年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成果。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进展，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
也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化，同时出现了跟工业化国家一样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失业、无医疗保障、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可以看到传统价值的丧失，人们都忙于获得物质财富。
这一社会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韩少功：很多中国作家对批判极权体制比较有经验，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缺乏经验。
八十年代以后的“美国梦”
，使他们后来对于环境、资源、贫富差距、道德崩溃、民族主义等新问题几乎丧失了反应能力。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中国要变成美国，那么我们还需要五六个地球。
如果人道主义变成了欲望主义，那么人道和人权反而会在无穷的腐败和掠夺中消失。
不幸的是，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中国作家的肓区。
中国现在遭遇了一个疑难杂症，既有极权主义症状，也有极金主义（我创造的一个新词）症状，没有现存的药方可用3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如果要做出更有创造力的文学反应，作家们也许还需要更多的体验和思考，更多的勇敢和智慧。
罗莎：许多作家，其中包括那些对社会政治问题最有负责感的，从九十年代开始，他们没有因为要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从政治和社会舞台上退出？评论家陈思和把作家退出的现象称为边缘化。
您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因为对近代史中的反知识分子运动的厌倦？还是因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出现了一个逐渐冷漠的态度？这也是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富裕和舒适的新形势？还有某些人在国内外获得了成功？去年马原先生出了一本书《中同作家梦》，书中收集了作者自九十年代开始的对一百多名作家的采访。
这本书好像证实了这一看法。
几乎所有的采访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个话题：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以及一些作家的困难，特別是那些靠写作为生的诗人。
这就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想法，您把这称为“金钱主义”
，它好像充斥了中国各个阶层。
在中国的马路上，我经常听到人们的的谈话，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无论男女老少，人们最常提及的似乎是“钱”
这个字。
这正是中国的情况吗？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人还没察觉到，而在中国正产生的某种现象？韩少功：你说的也正是我忧虑的。
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几个朋友批评“拜金主义”
，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人民公敌，被老中青众多同行齐声痛斥。
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只有走到了尽头，只有遭遇了惨痛灾难，人们才能有所警醒，包括知道金钱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
眼下，这一过程在中国还没有完结，在全世界也还没有完结。
罗莎：王朔在八十年代后期断言中国文学患了一种叫“太严肃”
的慢性病，即作家们过于认真，主要考虑怎么面对重大问题。
不仅是中国文学过于严肃，而且还常常包括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
王朔的作品被评论家称为“痞子”
文学，“商业化的叙事文学”
等等，但是销售量巨大。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卫慧、棉棉，近期又涌现出了郭敬明、韩寒这样的年轻作家，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被称作“商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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