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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新儒家”
就是重视本土文化遗产的一个学派,在海内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知你对他们的研究作何评价。
韩少功:我读他们的书太少,没有发言资格。
我只在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与杜维明先生见过一面。
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过去,“新儒家”
挨骂的日子也刚刚过去。
韩国的经济有了起色,杜先生很高兴,说韩国的情况证明儒家文化还是有生命力的,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
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儒家文化一往情深,但过于仰仗于经济效益指标,只在经济发展上押注,是发展主义的思路。
儒学为用,资本主义为体,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与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基本理念有点拧。
其实,文化的价值并不一定体现在经济发展上。
欧洲在经济上玩不过美国,至少现在是这样,但欧洲的文化就不一定比美国的文化低劣。
中国人重亲情和人情的传统,肯定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经济发展以外的方面。
现在有些中国人下岗了,还能买彩电,打手机,打麻将出手就是十块钱或五块钱一炮,为什么?无非是自己没有了就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吃老同学和老朋友的,不像有些美国人,一家人上餐馆还AA制,各付各的账。
中国人的这一套不利于竞争,不利于明确产权,但社会危机到来的时候,倒能结成了一个生存安全网,所谓“通财货”
,实现贫富动调节。
你能说这种文化就完全没有价值?就算只是让有些人穷快活一下,快活就不是价值?
王尧: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都是生存经验的总结,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经验不能机械搬用了,但仍可能成为人们创造新经验的资源。
韩少功:现代人常常低估了古代人的智慧。
一个法国学者曾对我说,西方的选票政治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天平式的,一端压过另一端,少数就是nothing,贯彻一个“零和”
原则。
但中国古人是以协商代替投票,多数与少数之间互相包容,是提秤式的,两端保持平衡,贯彻一个“中和”
原则。
他认为“中和”
比“零和”
好。
我们不一定欣赏他的比喻,也不一定同意他的结论。
但“中和”
是一种处理社会矛盾的智慧,至少在很多情境下是用得着的。
因为讲“中和”
,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富与贫,但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和强烈的阶级意识,科举就是穿透阶级壁垒的,最讲出身的时候,取士也只是排斥“倡优隶卒”
,因此大家都相信“将相出寒门”
,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一类说法;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夏与夷,但没有刻板的民族划分和浓厚的民族意识——就像章太炎说的: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只看文化不看血缘。
夏与夷都是很弹性的文化概念。
这样好不好呢?你可以说不好,明代以后华侨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累遭迫害,中央政府不闻不问,根本不愿发兵去保护侨民,与西方国家的做法大不一样。
这是因为朝廷有国家意识但缺乏民族意识,出了国的民我就不管了。
但你也可以说好,中央政府即便在强大的时候,对周边民族也多是采取“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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