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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别多大呵。
但现在中国孩子与英国孩子穿一样的衣服，中国妈妈与英国妈妈同样地担心孩子成天玩电游，教训孩子的腔调也差不多。
与此同时，文化的代际性倒是大大增强了，一个父亲可能已经听不懂孩子的常用语，一个弟弟也可能对哥哥喜欢的音乐大为陌生。
这种情形在古代恐怕难以想象。
这就是说，电子文化因其传播快和覆盖广，正在瓦解空间的壁垒，但同时造成时间的壁垒。
以前的文化研究只注意划分“英国文化”
与“中国文化”
，“湖南文化”
和“江苏文化”
，以后可能更应该注意划分“八十年代文化”
与“九十年代文化”
，“老三届文化”
与“小三届文化”
。
社科院以前可能只有“英国研究所”
、“法国研究所”
，以后是不是需要设立“八十年代研究所”
与“九十年代研究所”
？
学术硏究越来越“项目化”
王尧：在大学里，过去一个老师的讲义可以用到纸张发黄，我和你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这样。
现在不同了，一本讲义不能讲到底，这不仅因为知识更新程度快，承传知识的方式也有了大变化，技术开始介入到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
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经受到文化工业的影响，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
韩少功：你看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每年的富翁排名中，传媒巨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传媒业常常比煤炭、石油、钢铁、农业更有丰厚利润，可见文化已经变成重要的投资领域。
教育也成了重要产业，新西兰的教育就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支柱，学校成了最大的无烟工业。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听那里的教师们说，前不久实行一项新规定，就是开始订单教育，教师让学生吃点菜，开设什么课程是由市场决定的。
一门课如果没有八个以上的学生来选修，就会被校方取消。
这样一来，计算机、法律、经济这些专业当然大大膨胀，哲学、文学、考古这一类冷门专业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尽管它们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来说可能非常重要。
教育急功近利到了这种程度了。
王尧：我生活在学院中，感受到文化丁业对知识生产、对学术的影响。
其实，在这之前，高校知识生产的体制和方式的危机已经出现。
我现在比较忧虑的是精神生活的符号化，在种种符号的背后是空洞的灵魂。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原本是知识分子或者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也在用各种符号作面具或者作具，用来掩盖真实的面目，用来谋取利益。
以大学来说，这个现象几乎不是个別的。
现在，博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都成为一种符号。
学术的创造变成了一种以符号为等级的秩序，谁拥有了某种符号，谁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相关的利益，而思想和学术的苍白问题则被符号掩盖了。
刻薄一点说，在大学里，标志着学术等级的各种符号就像一根肉骨头，大家都抢着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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