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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要胸怀真诚，要深入实践，要倾听底层的声音，这对于右翼和左翼来说都是同样的要求。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每一种思想都可能走偏。
韩少功：深入实际是一味化解教条的良药。
《天涯》上凡是有分量的文章，都是眼睛向下看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以充分的社会调查为基础。
比方说温铁军、黄平他们在“三农”
问题上的研究，来自几年或十几年的深人调查，有驳不倒的数据和事实。
黄平成年累月在贵州、陕西、四川的农村跑，风尘仆仆像个乡镇干部，有时在机场与老婆见一个面，取几件衣服，才下飞机又上飞机。
王尧：一些学者有“三农”
问题上的研究，其意义不可低估。
韩少功：倒是有些为难他们的文章常常在玩弄抽象概念。
比如说社会主义有平等，资本主义有自由，这样比较有什么意义？说平等高于自由，或者说自由优先平等，这样的概念折腾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能反思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或者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就像我们只能吃下活生生的萝卜，从来不会有人能吃上一个最理想、最标准、最经典的萝卜。
天下有那样的萝卜吗？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和人口大国的改革是没有前例的，别国经验也不能替代中国的经验，人家的药方不一定治得了我们的变异病毒。
中国的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就是变异性的病毒之一，与欧美列出的病毒样本不一样。
王尧：以我在苏州这个地方的经历，我感到在九十年代后期，对现代化的目标也有所调整，生态、资源问题都在考虑进去。
韩少功：我从飞机上看，江浙这边的水面大多是黑的。
人口这么稠密，GDP挂帅势必会贻害无穷。
这一点连当年的马克思也有所忽视。
他生活在欧洲呵，没感到太多生态环境的压力。
欧洲工业革命时总共人口不足一亿，又先后向外输出移民六千多万，说英语的人口的三分之一去了美洲、澳洲和非洲。
有点污染和破坏算什么？有一些社会理论家最近提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转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应该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向“以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
的再次转移。
所谓“协调”
，是指兼顾经济与生态，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等等。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王尧：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既提供了教训也提供了经验，很多理论是从他们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韩少功：一战以后，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向左转，实际上是转变为民主的自由主义，开始重视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缓解劳资矛盾，遏制贫富分化。
但到三十年代遇上一劫，市场不灵了，欧洲各国大萧条，失业率猛升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各国封关设卡切断自由贸易，专制寡头一个个登台，民主制度大面积崩溃。
怎么办？人们开出很多药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味药，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上了，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计划经济也是一味药，当时这个词在英国议会使用频率最高，只是这味药后来被美国用得最好，叫罗斯福新政，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金融管制、以工代赈、国家举债投资等等，让美国走出了困境。
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里有社会主义。
我在法国一家中餐馆吃饭。
老板是台湾人，说法国的高福利养懒了人，工人阶级最难缠，除了罢工就是放假，财政负担不起，于是一再加税，搞得生意人扛不住，他的餐馆也很难赚到钱。
他抱怨“法国太社会主义了，哪比得上中国的资本主义。”
他的话在中国人听来一定很怪异，也难以接受。
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来的互相吸收与互相促进，却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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