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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真是让人听得头都大了。
后来我提出疑问:在法国这样一个自由之乡,八十年代后期也通过了两个法案,排斥外来移民,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印度是以自由主义原则立国,至少是自由主义的好学生,但引进外资的思想阻力比中国还要大,与巴基斯坦更是剑拔弩张,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历史上看,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体两面。
《天涯》主张多元化,但不能支持这样的不实之言。
王尧:从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以及利己主义,到九十年代呼唤公共关怀和社会公正的重建,很多知识分子完成了一个曲折的思想轨迹。
但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是,这种变化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似乎不如从前,至今也未能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性共识。
《天涯》到现在仍然是边缘的地位。
韩少功:八十年代还只是书斋里的冲突,顶多是潜在利益的冲突,但九十年代的贫富分化以后,知识后面常常有既得利益了。
既得利益比潜在利益更具体、更实际,所以冲突也会更加激烈,也更顽强。
加上中国社会矛盾多,心理压强大,讨论容易情绪化和偏执化,难以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还是不难找到共同点的。
好在生活比观念更有力量,形势比人强。
利己主义曾经在青年人中间畅行无阻,好像是一台潜在的提款机,谁都觉得自己有本事,淘汰出局是其他倒霉蛋的事,与我没有关系。
但轮到很多人失业的时候,生意破产生活无着的时候,他们还希望父母、朋友、同事、政府以及全社会用“利己主义”
来帮助他们吗?他们会不会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现代”
不一定有共同的“性”
王尧: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对国情的认识显得特别重要。
讨论思想理论问题,也不能离开特定的文化语境。
如何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前面说的,坚持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思路,后现代主义者又是一种思路。
在探讨九十年代时,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也是需要正视的。
韩少功:我对后现代主义缺乏足够的知识,没有多少发言的资格。
好像是利奥塔说过:后现代主义就是培养一种对差异的敏感。
这一点我深为赞赏。
用这一思想方法反观后现代主义本身,应该说,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什么主义。
王尧:像西方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现代性也有好几副面孔,内部充满了矛盾,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引进到中国来,并且以此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在我看来情况又更加复杂和特殊,概念之外的东西常常会被忽视。
这个时候,现代性理论解释实际问题的力量就被削弱了。
王尧:用大词容易造成很多误解,比如“现代性”
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和作为一个文化的审美的概念也是有区别的,有时候用得越位了。
韩少功:也许“现代性”
这个词实在太宏大,说“现代性互相矛盾”
,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说“现代性中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冲突”
,又很绕,有点玄,至少应该慎用。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用一些小词更好,比如说“工业化”
就是“工业化”
,说“民族国家”
就是“民族国家”
,不一定都往“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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