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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究竟要干什么》，讲了当时参与翻译的这些人，都不肯回忆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些书的译者。
我后来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承认？看来，在思想不自由的情况下翻译思想自由的书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记忆。
韩少功：离开了特定语境，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文本和事物。
我说过“忠字舞”
，它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是不同的。
从表面上说，“忠字舞”
是制造个人迷信，这一点不言自明。
但是在下一个层次，它可能完全是一种娱乐，当时没有別的娱乐呵，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娱乐，就像今天人们跳“国标”
或者“迪斯科”
；再下一个层次，当时很多人还利用“忠字舞”
从事某种艺术追求，包括一种很西方化的艺术追求。
西洋音乐和西洋舞蹈都在“革命”
的名义下偷偷复活。
这在六十年代后期其实很普遍。
我的很多朋友就在那个时候成了小提琴和手风琴的发烧友，对西方的音乐家一个个如数家珍。
这是今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北岛那个北京圈子很多人的回忆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尧：我在想，社会主义文化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想象，因为有过挫折，今天很容易地被简单化地对待。
王尧：还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
韩少功：那场讨论激起了一种平等主义的道德想象，只是由于民众对极权体制已有深深的怀疑，所以没有像“文革”
初期那样积极投入。
王尧：有些问题作为“中国问题”
并没有随着“文革”
的结束而消除。
这又使一些人常常以现在还存在的问题，譬如官僚主义问题等来推测“文革”
发动的原因，“文革”
中，毛主席反官僚的一些思想，成为斗走资派的根据，但现在不能简单化地说今天仍然有官僚主义就说明“文革”
发生的合理性，逻辑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另外一个方面否定了“文革”
又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
其实，今天我们对“文革”
也在发生着“想象”
。
对“红卫兵”
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况。
你在散文中也说过你在国外的体验。
韩少功：很多外国人不大容易摸准中国的脉，要不是妖化，要不是美化。
但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由中国的知识界来负责，因为有些人更习惯靠外国人的脑袋来理解中国问题，也在妖化与美化这两极之间“翻烧饼”
，自己说不清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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