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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常常是“左”
助产的,二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比方说,“文革”
的前夕,一九六五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右派发动政变,据后来一些西方调查机构的统计,大概屠杀了两百万左翼人士。
这种恐怖,从某种意义上催产了中国的“文革”
恐怖,使中国“阶级斗争”
、“反帝反修”
的神经高度绷紧。
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文革”
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知识分子群体对红色时代的满肚子苦水,以及出于人之常情的怨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神话是否会少一点狂热和偏执?中国知识群体主流对西方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印度、俄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同行,但这种国情是怎么形成的?是否正是“文革”
的自然反弹?
左中有右,右中有左。
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
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
正是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在我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模糊、犹豫、谨慎、左右两难,多条战线应战,批判指向不再简明和单一,让很多朋友不大满意了。
我对此表示歉意。
在办《天涯》的时候,我们尽量发出多种声音,包括自由主义大牌人物也来发表过不少文章。
但《天涯》并不是无立场,不是左右逢源和到处讨好。
韩毓海说《天涯》最先提出“科学发展观”
,是过誉了,但讨论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等等,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等等,《天涯》从来没有犹豫过和模糊过。
如果说这就是“新左”
,《天涯》也只能坦然接受。
这样做其实并不讨好,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大人物点名批评我们,其罪名就是我们杂志使用了“弱势群体”
这个词,被认为是给社会抹黑,违反了宣传纪律。
当然,现在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敏感了,但当时几篇文章就差一点演化成为主编去职的严重事件,却是事实。
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太多兴趣读理论,不过是喜欢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做一点思考和表达。
在一些人认为利益至上的时代,认真的思考似乎有点傻,有点。
《天涯》没法实现畅销,甚至读者还在一点点减少。
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
思考者的一切努力,包括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美好的社会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社会,但一旦到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时候,思想似乎就只能退场了,甚至必须滚蛋了。
在危机与灾难到来之前,社会需要一种幸福的沉睡,一种安乐的梦乡,需要娱乐,需要开心,不需要刺耳的声音。
想一想,那些把读书当作吃药的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你们逼着他读鲁迅,逼着他读托尔斯泰,但他为什么要读?他不愁吃饭,不愁穿衣,家里有父母可啃,凭什么要折腾那些艰深和沉重的话题?凭什么不能去热爱更爽的电子游戏?当然,事情会继续发展,危机和灾难会使社会产生对精神、文化、思想的渴求,会重新呼唤真理,重新呼唤英雄,重新呼唤坚定的行动,但我们不能站在职业利益的立场上,比如为了让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关注,就希望社会多一点灾难,早一点陷入危机——那样做当然也很不道德。
这里,也许有一个我更大的困惑。
我会心情非常复杂地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祝福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幸福,但我知道这种幸福的世界一定是平庸的世界,就像一个少见疾病的时代,必定是良医迅速减少的时代。
眼下,在中东,在非洲,在南亚和中亚,几乎天天出现人肉炸弹,很多地方都在流血。
我相信那里的人民对真理特别地渴求,希望有更好的理论和文学,使他们知道该如何行动。
至于中国,说一句关起门来说的话,如果现代化建设大体顺利,如果中国人都成功地富裕起来,我们在座的恐怕没有多少好日子——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缺吃少穿,而是指大家可能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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