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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只是要证明音变字不变的汉语一大特色，证明“文字不一定跟着语音走”
的另类规律，那么有中古和现代的两音为证已经足够。
这才是不应避开的讨论重点。
语言霸权金先生搬出了索绪尔，强调口语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
等等。
这可说是部分的真实。
但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索绪尔只是针对欧洲的语言状况做出理论总结，曾明智地指出汉字是另一码事，“这个符号（指汉字）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
。
（一九一六）从那以后，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RHams）等等，都对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进行过激烈批评，更反对仅仅把文字当作语言的书面符号。
我国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的作者胡以鲁先生，对中西文字的区别也有清醒看法广（汉字）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吾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声音也。”
（一九二三）再举个日常语言的身边例子，就说一、二、三、四吧，这些字在全中囯各方言区范围内一字数音，一字数十音，那么这些字是对哪一种语音的记录？能记录得过来吗？中国人常见的读“别字”
现象，难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导”
法则（笔者语）在显现？
资格金先生认为谈语言理论“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
，这可能过于傲慢。
文学家天天写字，只能在个别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么？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
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等神位已经动摇。
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
可惜的是，诸多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
金先生说“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题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
，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
这都是有益的提醒。
我并没有想要“领导”
他，更知道像这样的讨论不可食&短期内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
但金先生如果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他并不能代表语言学界（再约定：指语文学界），而且他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
，不光是韩少功式的几个“外行”
。
所以批评应冷静说理，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他大为不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媒体”
身上来以上拙见，仅供金立鑫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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