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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你在一九八五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根”
的文章，对当时文学状况进行反思，呼吁作家恢复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竭力仿效西方作品。
西方文学也恰恰在那一阶段被介绍到了中国，为此还掀起了一股真正的文化热。
有人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在一九八五年或是近几年）你站到了保守派一边，首先反对许多人对西方作品表现出的热情，然后在近几年又站在反对描绘内心思想倾向和商业倾向的那一方。
在前一阶段，某些评论家主张只有介绍和研究西方的理论，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出国界和具有世界性。
中国是需要革新的，而革新不能来自传统文化。
你对此有何看法？
韩少功：倡议“寻根”
的文章发表于一九八五年，但那一年我恰好在某大学进修外语，为后来翻译MilanKundera、FernandoPessoa'类做准备。
所以把“寻根”
视为排外，视为反西方，在我看来十分可笑，至少是一种强加于人的曲解。
有些非洲国家全盘接受了西方的语言、宗教、教育以及政体，但并没有出现文化复兴，反而有长久的动乱和贫困。
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与此相反，欧洲人依托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母体，才得以更好地吸收中东的宗教、阿拉伯的数学、中国的科举制度。
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经验。
左派在“文革”
时期全面排外，右派在市场时代“全盘西化”
，在我看来都是文化近视。
任何有活力的文化都不是复制品。
真正的革新者不会把复制当作创造，不会用输血替代造血，因此不会轻视包括本土文化在内的任何文化资源。
这不正是欧洲的经验吗？如果说要学习西方，我想这就是西方最值得学习的一条：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自主创造。
与这一点相关，我从来不觉得“保守”
是一个贬义词，比如我觉得西方左派（美国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等）的政治、经济批判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他们在文化上过于“自由主义”
而不够“保守主义”
，将来很可能因文化这条腿短而摔跤。
罗莎：文学是了解一个民族的心灵和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源泉。
关于这一点，我想插句话，自九十年代末，一些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主要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吸引了各国读者的注意。
我指的是像哈金、裘小龙、戴思杰、虹影、高行健这类作家，也许在中国还不为人知晓或不太知名。
他们在风格和修养上各不相同，但其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轻快灵活地讲述中国，讲述中国的文化和近代历史。
您认为作家移居海外还能向西方人讲述中国吗？此外，您认为对他们的兴趣不断增长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用其他语言（英文和法文）进行创作？作品能未经很多过滤便到达西方读者面前，没有从中文翻译过来的问题？还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方，更了解西方读者的口味，寻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西方读者的文字和风格？还是因为他们的题材的选择（实际上，他们中大部分人所选择的题材关系到社会问题、贪污腐化、性）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也许太敏感了？
韩少功：你提到的这些作家大多在中国出版了作品，而国内作家眼下也不难把“敏感”
作品拿到境外去出版。
所以我觉得中国官方和西方舆论虽然立场不同，但都高估了某些“敏感”
作品的意义，前者局估了政治意义，后者局估文学意义。
局行健“敏感”
，但官方禁得了吗？不说互联网，光是出境旅行者在去年就达到四千万！
那么他们在境外或境内阅读高行健有什么不同？更多海外中国人熟悉高行健，甚至经常接触和BBC，是否就被一定被洗脑了？另一方面，现在很多“敏感”
甚至“地下”
的诗歌、小说、电影通过各种渠道送入西方，它们中也许确有优秀之作，但到底有多少算得上优秀？一个作家仅凭“敏感”
的入场券就能身价百倍？至于你说的这些作家在西方受欢迎可能有很多原因，不同读者群体的不同兴趣也是正常原因之一，而这些作家已熟悉了西方群体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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