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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次也零星谈到这方面的内容。
韩少功：谈不上文体自觉，这些年不过就是写写看看，看看写写。
我的创作大部分时候也不是处于好状态。
王尧：你的创作开始于知青后期。
韩少功：当时在农村，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理工科知识没有什么用，就只好读点文学。
除了浩然、赵树理、周立波以外，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还有一个柯切托夫，写过《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的那位，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作家。
海明威和杰克·伦敦的书读过，但没记往他们的名字，直到多少年后兴冲冲买了他们的书，一翻开才发现，怎么这样眼熟呢？那时候写过一些戏曲节目，写一些通讯报道和公文材料，是上面安排的任务。
但如何通过义学表达「彳己的思想感受，问题已经渐渐进入视线。
“文革”
结束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有一股苏俄文学的味。
作家们向往伤感的英雄主义，加上一点冰清玉洁的爱情，加上一点土地和河流，常常用奔驰的火车或者下厂区的灯海，给故事一个现代化的尾巴。
我当时觉得这是最美的文学。
王尧：新时期初期，有些作家甚至是延续当年的惯性。
这在一个历史转折期是很正常的。
“解冻文学”
是前苏联的一种提法，中国的新时期也可以说是个“解冻时期”
。
韩少功：我撞上了一个作品稀缺的时代，一个较为空旷的文坛，所以起步比较容易。
那时候写作的人不是很多，文化生活又比较单调，没有电视，没有足球，没有卡拉0K，没有国标舞，全国人民除了看党报就只能看几本文学杂志，十亿人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全等着文学去占领。
《人民文学》可以发行到一百七十万份，在今天看来是天文数字。
我发表一个短篇小说《月兰》，居然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在今天看来也是天文数字。
有一个农民在来信中说：我给全村人读你的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
你想想：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现在还可能有这种全村人坐在一起读小说的事情吗？当时文学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排头兵的作用，从总体上来说，比新闻、理论及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勇敢和更敏锐，所以差不多每个月都有热点，每个月都有轰动，攻城略地，摧枯拉朽，思想禁区一个个被文学攻破。
我想，这样一种文学黄金时期在历史上肯定并不多见。
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有过这么一段。
这种情况下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文学后面有一个全新社会思潮的强力推动，有一只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我们可能只是写了几块瓦片，但历史的五彩灯光，使它们在那一刻像钻石一样耀眼。
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
王尧：八十年代中期你和一些作家的变化，改变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创作路向。
当时读《爸爸爸》，觉得不像你以前的作品那样好懂了。
原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非常注意情节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写大场面，到了《归去来》、《爸爸爸》，有变化。
艺术上的新变化应该也跟当时思想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吧？
韩少功：到一定的时候，文学的政治和思想能量逐步释放完毕，或者说能量开始向其他层面转移。
到八十年代中期，新闻、理论、教育等方面的解冻陆续实现，文化生态趋于平衡，文学一马当先孤军深入的局面大体结束。
在当时启蒙主义的框架之下，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等，这些节目已经基本出尽，思想井喷的压力逐步减弱。
往下还能怎么写？很多人说：写性吧。
事实就是这样。
性解放成了人道主义最后和最高的一个叙事主题，文学开始进卧房，解裤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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