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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革命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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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面对“中国问题”
韩少功：我从北京来，说要到苏州去，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参加“小说家讲坛”
活动。
可见这个活动已经很有影响，对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以前似乎没有人这么做过。
王尧：也荷，但没有这么集中和大规模。
我在讲坛开幕时的致辞和后来为“小说家讲坛”
丛书写的序言中都提到，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同时也想冲击一下体制内的文学教育。
韩少功：对作家做一个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引导学生去理解作品，理解这一段文学史，是很有意义的。
据我所知，很多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关注这批作家，但苦于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径和线索，而你们整理的这些演讲与对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渠道，构造了一座很好的桥梁。
你们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
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一步，说实话，有点出乎人们的想象。
王尧：在办讲坛的过程中，我都觉得有些问题还要展开讨论，不仅是创作的问题，也不仅是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
我们在今天，如果还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不能不面对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东西。
坦率说，我是有焦虑的，现在用这个词也许不合时宜。
我觉得，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人文立场，包括困惑。
我知道，你在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韩少功：说老实话，能够听到你提出这问题本身就令人高兴。
危机是由很多原因累积而成
王尧：我还是比较赞成王晓明先生的看法，远离当代生活的批评，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想，我们不必把“当代”
的概念仅仅理解为“当下”
。
其实，“当代”
也是各个阶段的延续，而不是中断。
譬如，在“当代”
之中，“文革”
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历史事件。
可能不仅是现在，即使在以后，如何叙述这段历史都是件闲难的事。
这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性”
问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文革”
认识的差异有关。
韩少功：我觉得现在对“文革”
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是一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
这个理解就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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