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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人们开玩笑地说许多评论家人之所以干这一行，是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当作家的梦想。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似乎过时了，很多人还排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因此也许会产生政治上独立、更加客观的新一代文学评论？比起那些正统的评论，这些更年轻、更独立的评论有何分量？
韩少功：在眼下的中国，所谓“正统的”
官方批评已经边缘化，书店里肯定是哈耶克（SalmaHayek）比马克思（KarlMarx）的书要火爆得多，教授们在讲坛上痛斥中国和盛赞美国更是司空见惯——特別是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前。
但文学批评的情况并不太令人满意。
最主流的声音是记者批评，是报纸上巴掌大一*块的那种，一天能与出两二篇的那种，几个标签随意贴来贴去。
另一种是小圈子里的学院批评，虽然也有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但普遍的弊端，一是从书本到书本，缺乏现实感受和思想活力；二是“批评”
中的“文学”
越来越少，比如都做成了所谓“文化研究”
，只剩下意识形态一个视角。
这好比无论拿来白菜还是萝卜，批评家只会分析它们的维生素3问题在于：垃圾也有维生素呵。
那么我们的维生素专家们怎么来区分垃圾和萝卜？怎么区分坏萝卜和好萝卜？
罗莎：一位有名的评论家（刘再复）写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现的一个有特点的新现象是多元化，即文学的流派和主题开始多样化。
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三十年。
再看过去，你不认为八十年代作家其实都有追随文学主流的倾向（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派）？是不是很少能听到独特的看法？为什么在现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中国作家都属于某一个主流？为什么集体（家庭、团体）观念比个人观念更强、更根深蒂固？你同意这一观点吗？或者你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和片面的。
你对此有何看法？
韩少功：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中国很多作家确实喜欢跟风，以前认为真理都在莫斯科，后来觉得真理都在纽约，缺少个人的独立选择。
这种情况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消除的。
二是有些“主流”
是批评家和记者虚构出来的，是刻意筛选事实以后的结果。
比如你说的那些“团体赛（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
就很可疑，当时既不“寻根”
也不“先锋”
的作家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又比如眼下的中国文坛也很难说还有什么主流，但很多批评家和记者不耐寂寞，还是一会儿拼凑一个主义，一会儿拼凑一个流派，在报刊上折腾得人们眼花缭乱。
他们可能觉得“团体赛”
比“个人赛”
更方便于思考和评论。
我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二、三流的从业者也得吃饭。
罗莎：另外，那个年代的中国作家很像以前的文人，自己认为都有使命，都要去努力解释，要去教育读者，要承担社会责任。
是不是当时很少有人提到文学不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而作家们应该去自由地探索？
韩少功：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比较多见，但现在情况刚好反过来了。
据我对周围的观察，大多数作家是不喜欢谈“社会责任”
的。
比如两年前有几个作家提出“底层文学”
，提倡关注社会底层状况，结果引来了文学报刊上广泛的嘲笑与讥讽。
作家当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权利。
不过，如果有些人只是追随时尚潮流，那么无论是承担（比如在八十年代）还是放弃社会责任（比如在今天），其“自由”
都打了折扣。
近期不乐观，远期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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