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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这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
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
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
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
应该说，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
，文学与“童心”
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人地探究。
列维·布留尔等人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人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人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充分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其实，这些研究是互有关联的。
因为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
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
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
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丁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
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
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
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
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
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夏瑜：这么说，你也是赞成刘晓波所说的“非理性主义”
？
韩少功：一说成“主义”
，就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
其实我们也应该赞成和提倡理性主义。
问题在于，在很多人那里，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
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在中国的“文革”
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敢叫日月换新天”
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
倒是那时候的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
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自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
其实，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遍布各个单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
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把各种意识用对地方的问题。
文学也是这样。
经过十年“文革”
，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
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夏瑜：现实主义文学追求“客观真实”
，但在你的近作中，很多事物变得似真非真，比如《爸爸爸》里的丙崽吃了毒药也不死。
你写作时是怎样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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