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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中、西方史学恐怕都有这个问题。
韩少功：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又说中国史是持续性的、绵延的，西方史是阶段性的、跳跃的。
这都是很精彩的创见。
但他的眼光还是局限于贵族和精英，具有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
他曾经寄望于国民党政府，觉得蒋介石代表了贵族，有正统气象，因此对一九四九年的结局十分闲惑茫然，身为历史学家却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
王尧：“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钱穆写《国史大纲》时首先感到苦恼的就是这一^点。
韩少功：革命史学家们算是重视人民大众了。
像毛泽东，一看到造反的戏就鼓掌，说卑贱者最聪明，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但这个能够向下看的史学，眼界还是不够宽广，比如他们关注的底层史只剩下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将相史来了个倒置。
郭沫若跟着毛泽东批帝王将相，在“文革”
期间批到了杜甫头上，说杜甫是个剥削阶级代表，说杜甫在乡下的房子有“二重茅”
，是最舒适的别墅，把阶级斗争搞得太离谱，有点漫画化。
王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也提到生产力，但生态这一类东西很少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
这可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有关，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革命家兼学者。
革命史学家虽然也提到生产力，何生态这一类东西很少进人史学研究的视野。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来以后，生态问题在中国的重视程度有了提高。
生态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世界观，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而且需要哲学上的思考。
现在的史学研究已经包括了生态史的研究。
韩少功：以前的知识精英大多养尊处优，不像底层民众那样，对生态压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强烈。
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生态与制度的关系，生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直到工业化后期，直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化时，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知识难点。
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来化去，大部分没有化成，联合国的报告说，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越来越穷了。
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为美国第二，比如海湾阿拉伯同家。
这才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是不是还得考虑其他更多的条件？中国人多地少，显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选择，也限制了劳动力升值的空间。
这就是生态制约制度的例子。
中国人最讲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气，就“哥们儿”
，就把原则打折扣，极大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推行。
这就是文化制约制度的例子。
所以说，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可以说是一种“今为古用”
吧。
王尧：以古鉴今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包含着以今知古。
历史通过发现而存在
韩少功：有外国学者已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时。
如果我们现代人没有新的知识，就没法开始新的历史发现。
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是用现代知识这个钻头从遗忘的暗层里开掘出来的。
几年前，德国组织一次世界性的征文，题目是“现代性：来自过去的现在，或来自现在的过去”
。
我和杨炼、于坚当中文评审委员，觉得题目出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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