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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不同的语言确实有着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关。
即使同一个语种，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区，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像苏南与苏北就不同。
韩少功：我读古代的书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注意作者举什么样的例子，打什么样的比方，注意这些例子和比方来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
我读《墨子》的时候，发现他最喜欢用制陶、造车、筑墙一类活动来打比方，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工程师、实干家，成天在生产现场转，肯定经常有一身臭汗，与孔子、孟子、荀子那一类白领不一样。
我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说到牧羊人、羊皮、马、牛肉，很容易从中嗅出游牧生活背景；还发现他们常常说到船、战船、帆、船长、舵、航行、进口、出口、商人，——透出地中海岸商业繁荣的气息。
钱穆先生说，读史一定要读出人，这是对的。
我们读语言也一定要读出生活，就像你说的要读出苏南和苏北的生存方式来，如此才能设身处地地了解人文。
王尧：英语以及其他一些西方语言很讲究时态。
韩少功：可能就与他们的生活实践有紧密联系。
我在农村务农的时候，发现农民最不注重星期，也可能忘了年份，但对季节是念念不忘，农事活动严格依照季节进行，二十四个节气是他们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时间。
由于季节是循环的，中国人也就比较容易接受时间循环的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不是特别的必要。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佛教的转世轮回说：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儿孙就是祖辈，祖辈就是儿孙。
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没有这种长久的、广泛的、深厚的农耕文明史，其时间意识很可能来自他们其他生活经验，比如航海的经验。
在航海中，时间是在速度与距离中体现出来的。
如果距离是直线延长的，那么航行时间也是直线延长的，这一天和另一天，这一个月和下一个月，意味着航线上两个绝不相同的位置，于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不可能相交也不可能循环。
这样，这些地中海岸的居民们，特别是与航海联系密切的城邦居民，很可能习惯于一种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变得极其自然。
我不能确定语言中时态表达方式的差别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我相信语言中的时态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它一定受制于特定的时间意识，而不同文化里的时间意识，一定与特定的生活经验相关。
生活是语言之母。
王尧：我们可以体会到语言现象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现象是有关联的。
中国人表达时间是很模糊的，说“傍晚”
到底是要傍多晚，是靠近晚上，可以“傍”
好长时间。
陈子昂怎样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是无法言说的时空。
所以中国人不会想到写《时间史》一类著作的。
韩少功：欧洲人把时间作为一个特别核心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对时间的思考是很深的，著作车载斗量。
在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东方民族，看来是另外一种情况。
印度人就不怎么关心时间，只关心永恒。
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印度人也不大重视历史，历史与神话混杂在一起，不像是历史。
写作时应把语言这类问题忘掉
王尧：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你对语言的认识似乎有了两次转向。
你对语言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马桥辞典》有了风波以后，你向己说得比较少。
韩少功：谈自己作品总是很乏味，这与风波什么没有关系。
王尧：从语言写作角度来谈《马桥辞典》、《暗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韩少功：我的语言意识觉醒得比较晚，写作上也没有什么语言上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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