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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的还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
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
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
,还有中东的战乱,美国的九一一,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
如果信奉利己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
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
冰岛三十多万人,丹麦四百多万人,瑞典九百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
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
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
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
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
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
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廷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
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
、“养门客”
;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
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
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再加一点波西米亚的那种。
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
前不久有一个“超女”
事件。
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
,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
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与“超女”
毫无关系。
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信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信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
这样,“超女”
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
的名义。
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
、“收视率”
、商业炒作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人,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
这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
《伯尔尼公约》诞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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