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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无理的强征重赋以保护地方权益，他甚至常常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好几次面对武夫们气势汹汹的枪口。
他没料到中日战争的爆发，而且在战争现实面前对日本疑虑渐多，但他无法摆脱历史大势给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随风飘**的落叶。
悲剧结局终于在这一天匆匆到来：苏联红军翻过大兴安岭后势如破竹横扫东北全境。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理所当然地被捕入狱，接着被枪决，踉踉跄跄栽倒在一片雪地里。
他是一个敌伪县长，似乎死得活该。
没有人会对这种判决说半个不字。
也没有人在战争非常时期苛求胜利者的审慎：那些俄国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细细辨察官职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习惯啰嗉的审判程序。
这是新政权的判决。
与旧政权一样，中国人此时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
一些以前流窜到西伯利亚的中国流民乃至盗匪穿上苏式红军军装，跟随苏联人的坦克回来了，被宣布为临时的执政者。
但这种宣布是用俄语完成的。
很多年以后，日本天皇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职的日本官员授勋，抚慰死者的亲属。
加藤的外祖母拒绝了丈夫应得的勋章。
她曾经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苦熬多年，她回国后一直以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个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压，有太多的理由获得政府的奖赏和补偿，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勋章。
在中国的经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够超越大海，能够对“国家”
和“民族”
这类神圣大话下的一切热闹保持敏感的戒意。
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家四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她们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国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码头上命令一切乘客脱下身上的衣服，劈头盖脸给他们一把滴滴涕药粉，防止他们带来国外的肮脏和病菌。
她护住三个吓得唾哇大哭的孩子，在冷冽的寒风中突然觉得，她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但一片哈人的药粉迎面扑来之际，她心目中的故国反而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她热爱日本但拒绝了日本天皇的授勋，而且让女儿从师于鲁迅的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她希望女儿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再返中国续写父亲在黑土地上中断了的故事。
三
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
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
但日本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
各种党派和民间团体组团到中国去访问，毛泽东的著作和周恩来的画像在日本的书店和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
“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
“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中国！”
“无产阶级**万岁！”
很多日本热血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美国驻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
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
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各个社会领域意气风发，往日最为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为了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到了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为人民服务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在日新月异的广阔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能够让他们兴奋不已。
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介绍，引起了日本读者一片惊讶和轰动。
中国政府放弃日军侵华的战争索赔，相对于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国库收入巨款，红色大国的国际主义慷慨情怀更使他们备觉温暖。
在当时的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新中国是一个神话，实施了刚好是曰本所缺位的社会结构大变革。
虽然这个国家还较为清贫，但它代表着最优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烧着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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