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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上上下下的游说力荐，没有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的开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可能面世。
时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隆重召开之前，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是犯禁和抗上之举，让明眼人一个个都悬着心。
这篇小说当然说不上什么很好。
尤其在“文革”
被最高当局正式结论为错误的后来，这一类悲愤抗争之言逐渐变得寻常，不再与风险和危难相连。
有关这篇小说的各种风风雨雨也已成为过去，不再值得提起。
但他为这件不再值得提起的事力争过，奔波过，焦急过和欢喜过。
我记得他的家曾经是我上京改稿时的旅舍和餐馆，我也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最长的一封竟有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四千多字。
这样的信足使我对自己后来所有的编辑经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而汗颜。
他承受过有关一个短篇小说的劳累和危险，却照例没有分享这个作品所带来的报酬和荣耀。
在我不再是一个所谓文学青年以后，在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样人模人样地登台领奖和出国讲学以后，他仍然在和平里或东四十二条的人群里提着一包稿子，带着病容步行。
直到他病逝之时，据说他家的存折上才几百块钱，而他的妻子还只是一个临时工，面对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漫漫时光。
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很远。
我在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向北方举目遥望，却无法使时间回到从前。
我甚至无法记起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
他只不过是我相交的太多编辑中的一个，如此而已。
我们后来见面的机会很少，见面也多在会场或宴会厅，常常只能隔着川流的人影相视一笑。
他似乎有心把时间让给我，让给我当时一些其他应酬——那些应酬多么华丽也多么空洞。
我们的啤酒，我们一起挤过的床，我们的那个和平里林荫道之夜，在这种无奈的微笑里早已遥不可及。
但愿他的笑是一种谅解。
是的，他曾经给我写过满满十页长达四千多字的信。
而现在我只能写出一句话：朝垠老师，我想念你——连这句写下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向哪里投寄。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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