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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召，在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荧屏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在中国的临盆和成长。
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
他们不再是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
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难。
如果他们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
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港办公司，当然会警惕藏独或港独的游说。
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的中文热，比方说让香港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
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当然也感到了热烘烘中文的压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
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
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
他们连忙去引经据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表白。
比方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限，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
；或者再打一个小报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
。
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
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
、“关税法案”
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
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
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
当民族变成利益符号和利益载体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
不光是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新高扬民族的战旗，连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
“祖国”
成了光头党的常用词。
“本国优先”
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
百分之几的失业率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多见。
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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