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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并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详谈。
我记得，他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一九八五年八月的《文艺报》上发表，再一次把自己公开定位在高风险的异端阵地。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格局，后人不大容易体会出这一表态的意义，还有它们可能招致的麻烦。
事实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锋”
与“寻根”
等仍是众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们嘴里的共同的贬词，以至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还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
《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典型例证再次受到追究。
这样，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政治险象频生，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
以至到最后，他八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
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
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机会，总要去他家看望。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
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
和“促膝”
。
北岛、杨炼、芒克等新锐诗人是他家的常客，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也常在这里出人，与文井先生协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留下各种成堆的书稿和校样。
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比如我会谈到一些读书心得：库恩的《科学的革命》，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等，都会引起他聚精会神的倾听。
他谈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据地的亲历，谈到自己在国外参访时的见闻，谈到他心得别具的音乐与绘画，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
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
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
读者是骗不过的。”
他警告我。
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
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北朝与南韩、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问题。
既然说到了这一点，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
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
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
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他想了想又问我：我们向西方学习，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要赞同压迫和剥削，并不是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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