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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琪于1938年入党，改名王里；丈夫陈传纲也于1938年入党，改名成全。
他们到达延安之后，成全在行政学院任教务主任，后调马列学院学习，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王里在中央妇委做研究工作，住在丈夫成全的工作机关。
就在这期间，他们认识了王实味，多有交往。
在反王实味的运动中，他们夫妇和其他三位同志被打成了“五人反党小集团”
。
关于王里的罪名，当事人一一又是平反王实味冤案的主要负责人温济泽同志做了如下记述：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王里是王昆仑的堂妹，王昆仑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康生把他说成国民党特务，就硬把王里说成是由王昆仑派到延安来的民觉蓝衣社特务。
直到后来审干运动中，周恩来和董必武回到延安，他们证明王昆仑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但思想进步，帮助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这才消除了这个怀疑。
但是，王里和其丈夫成全一直背着这个政治罪名，每搞运动就会旧话重谈，直到**就再次变成了特务。
自然，王昆仑也因此——还有和苏联的问题被打成了特务，在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幵，王昆仑当选为人大常委。
正当他欲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时候，潘汉年同志被公开逮捕法办。
作为曾在潘汉年领导下为党工作过的王昆仑而言，其震愕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
潘汉年是江苏宜兴人，早年曾是以郭沫若为盟主的创造社的小兄弟，自称十字街头文人。
后投身革命，为职业革命家。
他以弱冠之年，参加和鲁迅先生的论战，定要争个孰是孰非。
不久，受到党的批评，遂又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筹备“左联”
等社团的工作。
正当他积极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之时，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他受命接任陈赓同志在特科的工作。
从此，他把毕生的年华都献给了党的情报事业。
王昆仑和潘汉年是同乡，又都同属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加之潘的弟弟和王枫是同学——且王昆仑又曾保释过潘汉年被捕的弟弟，二人神交已久。
也就在潘汉年负责特科工作期间，王昆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潘的领导下为特科提供国民党上层的情报。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和潘汉年相识。
对于潘在情报战线的功绩，王昆仑无论是从我方还是敌方获知的消息是很多的。
因而，他对潘是十分敬重的。
然而一夜之间功臣变成了罪人，王昆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呢！
王昆仑虽然崇信马克思主义，但东方文化中的修身之学对他还是有着无形的影响的。
因此，他不仅真诚地称道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荞》一书，而且还践行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教导。
时下，党——包括和潘汉年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都口诛笔伐“潘（汉年）杨（帆）反党集团”
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王昆仑又陷入了党的决定和个人认识的矛盾中。
他一方面不能接受潘汉年反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不能怀疑党的决定，怎么办？他唯有保持沉默！
笔者在写《功臣与罪人一一潘汉年的悲剧》一书的时候，发现昔和潘汉年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战友，像王昆仑这样没有揭发潘汉年所谓罪行的为数极少，这不仅说明了王昆仑的政治品质，同时也可看出王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随着揭发、批判“潘杨反党集团”
的深入发展，许多和潘汉年有关系的中高级干部都受到了牵连，并相继被捕入狱。
待到和王昆仑有情报关系的曹亮等同志被捕之后，王昆仑那矛盾和痛苦的内心乂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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