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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在与会期间，获悉蒋介石对上述那封《公开信》极为不满，声言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向他蒋某人示威的！
另外，在会议期间，冯玉祥将军发言不慎，说道：
“这封信我早就知道了，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吗？”
蒋介石当即追问：“焕章兄，你从哪儿知道的？”
“是王昆仑告诉我的。”
蒋介石原本就很不喜欢王昆仑，但始终找不到当众给王点颜色看看的机会。
今天，冯玉祥将军一说完他就厉言相问：
“王昆仑，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王昆仑肃然起身，看了看与会者那不安的眼睛，十分镇定地答说：
“这封《公开信》早就送到报馆了，我是听他们说的。”
“那……你一定也读过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
“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
对此王昆仑坦然视之。
但当事人在回忆起王昆仑顶撞蒋介石往事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王昆仑在国民党的会，有两次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是关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是可谓语惊四座。
（大意）
但是，王昆仑心里清楚，他在蒋介石的眼底下从事救亡抗日是越来越困难了！
是年8月，潘汉年与张冲自香港相偕回到上海，潘在等候陈立夫接见的期间，他秘密会见了“全救”
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私下拜会了久违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自然，潘在往返宁沪期间，也自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与王昆仑等地下党的同志相见。
遗憾的是，由于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以及当事人相继受迫害过早地谢挞，致使这弥足珍贵的历史被后人忘却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仑因潘汉年的到来，对共产国际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在南京的工作也就更少盲目性。
不久，潘汉年在陈立夫、张冲等的安排下，秘密地回到了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做了汇报。
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对此，王昆仑也理智地放弃了反蒋的立场，站在党的“逼蒋抗日”
的立场上继续为党工作着。
也就是在这前后，王昆仑从内部——其中包括从潘汉年、冯雪峰等处获悉，蒋介石派出陈立夫、张冲等人和共产党谈判，希望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希望周恩来能从陕北来南京，和陈立夫或蒋介石谈判。
对此，王昆仑是欢迎的。
而且他真诚地希望有一天能在南京或上海见到周恩来同志。
有意思的是，王昆仑昔日的好友湛小岑、曾养甫等人也在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奔波着。
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代表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的谈判，而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私下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
事后推论，他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
就在“九一八”
事变五周年一1936年9月1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为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同志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庆龄同志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
也是在这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毛泽东同时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餺、邹韬奋四人写了一信，同时，附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为扩大其影响，刊在了法国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
据沙千里同志的回忆：“我在上海听到了地下党的传达，并看到了他的油印本。”
这对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在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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